张敬伟：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理由漠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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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伟 财经评论员

2009年的诺贝尔各奖项对中国而言依然难掩失落。一个大国，总和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绝非正常现象。也正因为如此，笔者有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说不定最后开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会幸运地落到中国人的头上。但幻想还是成为空想，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尘埃落定，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E·威廉姆森成为幸运者。其中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还是首位获得此奖的女性经济学家。

当诺奖的所有谜底都公开时，几乎一水的西方人士中奖，让人不免对诺贝尔奖的权威性和公众性充满了犹疑。如果说让奥巴马都意外的和平奖是对“布什的鞭挞”(卡斯特罗语)，那么由美国人囊括的经济学奖则是对美国经济的讽刺。须知，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获奖的理由都是关于治理结构的经济学，前者侧重研究政府治理结构，后者着重公司治理结构，可以说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关注的重点是政治经济学。值得一提的是，诱发于华尔街的金融风暴的乱源恰恰是政府监管力形同虚设，公司治理结构失控所致，从而导致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这两位主张政府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政治经济学家，是对美国人的期许还是对美国华尔街金融模式的反讽？

相反，具有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并一直强化政企治理结构实践的中国，在金融危机时代开创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经济模式，给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发展典范。并且，经过3次G20峰会的多边博弈，中国已经取代欧美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新棋手。在此情势下，无论从经济理论研究还是从中国经济的表现，诺贝尔奖都应该给中国经济学家一个机会、一个确认和一个鼓励。结果是可预料的遗憾，只能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其他的奖项一样，有意无意地漠视中国的存在。

中国并不乏优秀的经济学家，传统的、现代的、保守的、自由的，每个体系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如厉以宁、吴敬琏、邹恒甫、顾准等等。由于中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过度到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转型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多维的理论表达空间和实践机会。与此同时，西方各类新潮的经济学理论也被引进中国。可以说，改革开放的30年，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百家争鸣诸子竞秀的黄金时代。也许欧美的经济学流派更为时髦，但是其依托的市场载体只有市场经济的单极坐标。而中国经济却存在着从经济经济对接市场经济的两个维度平台。而且中国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得以检验的。一场金融危机，更是验证了中国式监管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而危机之后的救经济举措，更确认了中国经济模式对全球经济的典范性。

现实主义，可转化为生产力，可预见性以及可实践性，应该是经济学尊奉的基本原则。评审委员会给予获奖者的评价是颠覆经济治理传统，但事实上这折射了一种纯粹学术的评价观，即学贵以新以奇。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显然不同，必须和现实经济相联系，离开了现实经济的坐标系，获奖的经济学家也就成了远离社会经济的阳春白雪，以为这是经济学的大忌。更耐心寻味的是，评审委员会强调当前金融危机虽是评审委员们确定获奖者过程中的衡量因素之一，但“所占比重不大……我们不希望若干年后发现相关理论站不住脚”。这显然是评审委员会远离现实经济现实的另一论据。事实上，如果说获奖经济学家不得为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提供疗治思路的话，这样的经济学还有什么意义？

显然，经济理论、经济实践、各种治理有效性相结合的中国发展模式更具现实主义属性。所以，也许中国找不出一个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但中国经济学家以集体的名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却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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