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后危机时代 中国须以更多对话寻求定位

东方早报特约评论员 刘涛

1月27日，第40届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小镇达沃斯拉开帷幕。与去年独领风骚的G20峰会比较起来，其包容性更胜一筹：不仅有各国政要，还有世界500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全球众多的精英汇聚一堂，旨在通过对话，探讨全球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以推进国际经济的合作与交流。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改善世界状况：反思、重设、重建”。而议题所涵盖的领域从海地震后重建、气候变化谈判到加强金融监管，几乎无所不包，且并不产生任何有约束力的条约或宣言，可算得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清谈所”，但它却具有正式的国际多边机制所无法取代的价值。别的不说，其开放式对话机制的设计便充分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内在要求。

如果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尚停留在“国际管理”时代，即各国政府作为主权国家的唯一代表参与国际管理，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强势国家成为了规则制定者，后来者只能被迫接受不平等规则；那么，在“全球治理”时代，政府、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等都将成为行为主体，通过对话和沟通来达成共识。因此，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首要遵循的游戏规则便是“地球是平的”。

全球化浪潮使得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生产的商品可以毫无障碍地跨越太平洋，而其单位运输费用与货物从美国西海岸码头配送到洛杉矶沃尔玛超市的成本相比，并无显著差别。但与这种商品、服务、资本甚至劳动力的跨国(或区域内)自由流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话和沟通并未取得革命性突破。

一方面，在政府层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之间依然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原本应当居中协调的国际多边组织却未能发挥应有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所著《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曾指出，全球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而原本应该致力于解决全球化问题的国际机构(IMF、世界银行、WTO)却偏离了其方向，并未尽其所能地去消除全球化的弊端。不仅如此，过去数十年来，这些国际机构将发达国家、特别是将华尔街和美国工商界的利益凌驾于贫穷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之上，这不免令人对全球化有幻灭之感，甚而将全部问题归咎于全球化本身。

另一方面，在非政府层面，不同文明、意识形态之间的隔膜也远未打通。跨国企业在将触角伸向全球的同时，却未能学会如何尊重东道国的文化和法律，而是试图将个人意志和偏好强加于他人头上。最近谷歌在中国掀起的风波或者说闹剧，在跨国企业中不是第一个，也绝非最后一个，而这也更加凸显出跨国企业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加强对话和沟通的必要性。

对于中国而言，与危机前相比，当前的国际地位似乎有了显著提高。如1月5日《华尔街日报》文章就宣称：中国或许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最大赢家，因为就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先后熄火之际，中国经济却一路高歌走过了这场萧条。而普华永道的一项最新报告更提出，中国可能最早于202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此外，在不久前闭幕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国外媒体同样评论道，在崛起的中国面前，欧盟作为气候变化议题领导者的地位正在被迅速边缘化。

我们注意到，经历过金融危机和气候峰会之后，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盟已流露出明显的挫败感，并对中国的崛起戒心重重。中国能否正确处理这种敌视情绪，寻找适合自身的参与国际合作的契机，将最终决定中国在何种程度上发挥其国际影响力。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和思想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将中国捧得过高，其目的无非是希望中国过早承担与自身实力不相称的“责任”和“义务”。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提出了中美共治的“G2”构想，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更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但这种表面上的赞美丝毫不能掩盖某些西方人内心深处将中国崛起视为威胁的事实。

中国应如何在后危机时代的国际体系中为自己定位呢？答案或许并不复杂：理性认清自己、冷静判断国际形势、正确选择合作伙伴、学会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和角色。而要做到上述几点，就必须参与到更多的对话和沟通中去。

(作者系宏观经济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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