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中国应准备承担更大国际责任

章玉贵

G20与G8初步实现角色更替，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提升国际经济事务参与权与决策权的标志性成果。仍是世界经济领袖的美国支持扩大中国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中的投票权，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积极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愿望，也使中国在日后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对此，中国需有周全准备。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是本次G20匹兹堡峰会的赢家。细观国际经济版图变迁背后的动因，除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以及要求扩大在国际经济事务中话语权的强烈愿望之外，顺势而为的美国才是重要推手。一向信奉实用主义的美国深知，假如不能顺应业已出现的经济实力“东移”趋势，继续死抱G8这个过时的国际权力符号，不仅会让自己陷入被动境地，还有可能影响自己在构建新的国际政经架构中的主导权。于是，美国在力保自己实际利益不受影响的情况下，一方面力压日渐没落的欧洲让出一部分经济话语权以满足中国等新兴市场的要求，另一方面力主将G20升格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于是美国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新旧秩序的“连接者”，这就是战略高手的高明之处。

G20既已被推上前台，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协调力与执行力无疑应该大大加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是：由于有了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在处理和解决重大核心经济问题时可以有效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而被赋予了广泛的代表性。但是，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G20显然要在机制建设方面尽快“补课”。首先，G20不像IMF那样有完备的执行体系，首脑峰会达成的协议和会议声明往往约束力不够。例如，此次峰会上尽管各国就协调全球经济政策达成协议，但G20成员国彼此监督政策承诺究竟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待观察。其次，峰会轮流主办固然是个不错的形式，不过东道国往往会借此设定对自己有利的议题，容易造成有关各方的非合作博弈，不利于提高解决重大核心问题的效率。第三，如何处理好与IMF等国际经济组织的关系问题也是G20机制的当务之急。从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来看，IMF的功能不仅不会弱化，还会成为主要经济体争夺话语权的主要目标对象，因而其重要性反而会增加。如果各国不能就G20的行为空间提出一个可接受的行动框架，不仅会降低G20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边际作用，还会使G20有沦落成第二个G8的危险。因此，G20成员应该尽快就如何加强组织功能定位和提高议题设计和执行力达成共识，并成立一个常设性的工作小组，以强化组织的行动能力。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能否最终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真正平等伙伴，既需要他们以经济实力为基础提高在利益争夺中的博弈水准，也需要他们拿出关于新体系建设的可接受性范式，承担更为重要的国际义务。特别值得中国注意的是：在战略上早已是九段高手的美国也许看到了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内的国际政经版图演变趋势。美国可能的逻辑是：既然中国崛起之势不可阻挡，而美国主导国际政经事务的能力不可避免地在下降，不如顺势提前赋予中国相应的国际地位，但也相应要求中国承担起更为重要的国际义务。这样，美国可以借此腾出更多的资源强化经济竞争力，进而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对此，中国既需有理论上的准备，也需要有具体的应对措施。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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