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忠:莫把迪拜危机当作一场虚惊
刘晓忠
债务迷雾笼罩的迪拜,在经过半个月的辗转反侧后迎来了柳暗花明。12月14日,同属阿联酋的石油富产国阿布扎比伸出援手提供100亿美元融资,这暂时性遏制了迪拜债务危机的恶化。
迪拜危机或其它新兴市场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破坏力没有雷曼兄弟那样凶猛。总体看,迪拜危机的风险基本尚属可控。对国际金融市场而言,迪拜危机似乎是一场虚惊。
早在迪拜危机爆发前,华尔街就流传着这样一个口号——迪拜、孟买、上海,谁会先倒?如今,迪拜已危机四起,上海、孟买会否步其后尘?尽管无人愿意看到上海、孟买爆发类似危机,但迪拜的警示作用依然是巨大的。
我认为,迪拜危机并非偶然事件,它的发生几乎是必然。从危机发生的时间点位看,并非是巧合,其背后的逻辑相当清晰。迪拜危机发生在各国为遏制经济危机而不惜血本的双宽松刺激的背景下,刺激计划导致石油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加剧了部分出口国的通胀压力,迫于压力(如澳大利亚)最近几月多次加息。与其同时,大量过剩的流动性涌向新兴市场,从而加剧了这些地区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压力,损害了其经济健康。随着这些国家资产价格不断推高,风险增大,使得这场泡沫经济尚未完全成形就被挤破。今年以来迪拜房地产价格累计下跌近50%左右,恰恰反映了国际资金已开始流出迪拜等地。
与迪拜惊人相似,在新一轮脱钩论的舆论造势下,中国和印度等国也成为了这一时期国际热钱的最爱之地。中印两国今年以来房价高涨甚至创下新高,泡沫明显。以中国为例,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再次出现了新高迭起的景象,房价收入比高达15倍,泡沫高得令人惊叹。那些下半年领涨房价的高档房,意味着房市成为了地道的金钱游戏。
进一步深入剖析,迪拜债务危机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缺乏内生成长性和过度负债是问题所在。金融和地产作为经济两大支柱,削弱了其抗危机能力。为此樊纲把迪拜问题解读为迪拜没有实体产业,虽有些理据但却混淆了现象与本质。毕竟,对于一个与香港类似的弹丸之地,我们不可能要求迪拜如大型经济体一样五脏俱全。恰恰相反,若迪拜经济体系五脏俱全,就不会有它的繁荣,自然也不可能出现当前的危机。
迪拜危机更确切地说是“借来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地产和金融扶植起来的经济动力结构导致迪拜经济缺乏内生性增长的支撑,其经济更多地依赖外部的投资和借贷,从而导致了迪拜经济必然以一种泡沫化来支撑。即地产和金融是迪拜经济结构问题的外在表现,而非原因。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异动,迪拜惟有寻求外力救赎。
当前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类似的增长模式。一方面,自身经济缺乏内生性成长的支撑,经济体内部缺乏培育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更多地依托于房地产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这些资本密集型企业发展的资金来源更多地是依靠负债运营。这些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还本付息和投资回报则更多地依赖于资产的名义价格上涨。具体地讲,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日益依赖房地产经济,而房产投资愈发寄希望于房价上涨,行业扭曲并蜕变为资金游戏就不可避免。
纵观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日益依赖高负债。一旦这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收益无法偿还期债务,就出现大量不良资产。而这些债务若为对外的负债,必然导致对外的债务危机,如此次迪拜危机。若负债为国内的高储蓄,那么这些不良资产就变成国内债款人的损失,要么由纳税人买单,要么货币贬值,通胀上升。
总之,我们庆幸经过阿布扎比对迪拜的舒困,迪拜危机暂时得以喘息。但迪拜危机并非虚惊一场,该危机恰恰告诫我们,那些与迪拜经济增长模式相同和类似的国家,应尽快改变其经济增长模式,这才是化解危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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