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贸易报复的成本与收益

在经济危机时期纷至沓来的贸易争端压力之下，中国终于对美国发起了恢复正常贸易关系37年来的第二次“贸易报复”。由于中美两国在当今世界的分量，特别是由于中美两国创造了21世纪以来世界GDP增量的一半，这场贸易争端和“贸易报复”的大戏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么，在这场较量中，我们的成本、风险和收益各自是什么？

22亿美元的轮胎出口？不对。由于我们的“贸易报复”措施是对奥巴马宣布轮胎特保的反应，不管我们是否实施“贸易报复”，这22亿美元的轮胎出口已如东逝之水不可挽回，所以不能计入我们实施“贸易报复”的成本。

触发全面贸易战？不错，发动“贸易报复”措施最大的潜在风险是触发全面贸易战。由于我国是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国，在全面贸易战中必然受损最重。但由于此次争端双方都无意发动全面贸易战，中国自不待言，奥巴马所期望的是拉拢保护主义势力为其医保方案等增添人气，亦无意与中国开打全面贸易战，所以此项风险也仅仅是“潜在”却不可能成为现实。

损害中美关系？嗯，有可能。只不过如果这种中美关系意味着美国可以对中国颐指气使乃至骚扰不休，中国却只能忍气吞声连报复权利也没有，那么中美关系的损害是必然的。毕竟，我们追求的是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而不是相反。

成本固然很大，收益却也不是完全没有。不要忘了，中国早已沦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截至2008年，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而且中国遭受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占份额高得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不成比例。据世贸组织统计，2008年外国对华新发起反倾销调查73起、反补贴调查10起，分别占全世界总数的35%和71%。2009年以来，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压力有增无减，据我国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统计，2009年1-4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38起，案件数同比上升26.7%。如果国民眼见别国肆无忌惮限制我们的出口，损害我们的就业，我们却束手无策，国民凝聚力将遭受何等损害，不言而喻。此次贸易报复措施宣布之后，已经收到了振奋民心、凝聚士气之效。

威慑贸易伙伴国内保护主义势力，使之日后不敢随意对中国发起贸易争端，这是我们第二项确定无疑的收益。正由于我们这个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者却是名列前茅的贸易报复小国，很少实施贸易报复或其他反制措施，已有不止一个国家的保护主义势力在主张对华贸易保护时提出这样的理由:“既然我们限制进口中国商品，中国从我们的进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限制中国商品？”假如让贸易伙伴国内公众看到两败俱伤的现实风险，上述道德风险就将受到有力遏制，保护主义势力在贸易伙伴国内的鼓动能力就将大大削弱。在以前的韩国限制中国大蒜、大葱案中，也正是因为中国宣布了限制进口韩国手机等商品的贸易报复清单，双方才得以迅速达成妥协。在这起轮胎特保案中，即使美方最终不肯就此案达成妥协，最坏状况也不会比现在更坏，美国和其他贸易伙伴国内保护主义势力却会从中感受到中国维护自身权益的决心和能力，日后就会三思而后行。

我们威慑的还不仅仅是单纯出于商业目的的保护主义行为，而且包括出于极端“帝国思维”的行为。正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某些势力的“帝国思维”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对外贸易争端的形势。美国统治集团、至少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势力希望借助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打击中国核心产业部门，削弱中国执政党和政府对经济社会稳定性的控制能力，并诱导、胁迫中国领导集体屈从于美国。正如2007年反补贴案初起时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文章所说的那样:“对补贴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更多的美国关税可能将有助于说服未来更年轻的领袖:中国需要更多的经济和民主自由。”经过这场危机，美国需要在正常经济思维和帝国思维之间作出选择，两者都承认美国软硬实力因危机而受损、中国软硬实力相对上升的现实，但前者因此而认为需要更慎重地处理对华关系，后者则因此更强烈地主张遏制、打击、削弱中国，以免中国成为其竞争对手。从美国危机后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激增的现实来看，我们不可低估美国帝国思维的顽固性；而我们对此除了强硬应对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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