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十年：中国新媒体定义者

□ 本报评论员 刘敏

胡舒立正式去职《财经》杂志，将传闻日久的“《财经》震荡”推向高潮。人们对她的去向颇多猜测，这本身就说明胡舒立其人以及她领导的《财经》杂志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

《财经》这份如今享有盛誉的杂志因她而风生水起，用十年时间从默默无闻做成一份有资格进入世界级殿堂的媒体产品。胡舒立本人则依托《财经》杂志平台，将自己的理想、雄心和新闻专业精神注入其中，形成杂志独特且几乎难以复制的品质，也将她早已声名鹊起的职业声望推至巅峰。胡舒立和《财经》往往并举，互为标志，相互成就。

中国有几千家媒体，人事变迁频繁，但大多来去无声，只有那么少数几个人或几份媒体方获得全国性的关注，成为标志性的新闻事件。媒体掌舵者会对一份媒体的品质及其所能达到的高度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媒体周遭环境尚不如意的情形下，媒体作为“社会守望者”的角色功能，世人对社会变革的深度期待，都会很自然地被寄托于个人身上。

1998年4月，《财经》创刊号做了一则爆炸性的封面特稿：琼民源案——一家地产公司虚报利润股价涨了四倍。这则宣告诞生的报道引起了相关方面的愤怒，但从此确立了《财经》杂志的风格。此后，《财经》不间断地对中国财经证券市场进行分析和观察，与其说这些报道是揭露性、监督性的，不如说是预警性的，它们指出平静水面下的暗流与风暴，社会经济运行蕴藏的巨大风险。

《财经》杂志以商业财经而立，但从未局限于商业财经的界线之中。“SARS系列报道”、“审判陈良宇”、“乌鲁木齐骚乱事件”等等，任何重大的政治题材乃至其他媒体未能触碰的重大敏感问题，《财经》都没有缺席失声，因其建基于扎实采访和精准事实之上，故而声自洪亮，不卑不亢。

胡舒立主持《财经》的十年，重新定义了中国媒体的形象，对文本写作与现实关怀的结合进行了创造性的尝试，延展了通过新闻报道进行言说与思想的空间，亦不断修复或重建公民社会的价值根基。

屡屡行走于边缘，直言他人未能正视的现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胡舒立个人所拥有的特殊资源和人脉。这一因素起到的作用有多大，我们并不知道，但更关键的，或许是胡舒立以及她的新闻团队的坚持与勇气。

这是一种很执着但聪明的坚持，一种有血性但智慧的勇气。胡舒立和《财经》现实地关注中国问题，既不回避问题，也意味着在现实中关注现实，在中国语境里关注中国问题。她清醒地知道边界所在，理性建设性在胡舒立和《财经》那里恢复了其作为立场的本义。一个最直接的证明是，即便是评述最敏感的政经事件或体制性问题，胡舒立在每一期《财经》杂志上的个人署名文章几乎总是冷静自持。

随着胡舒立的离职，《财经》杂志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后胡舒立时代”。胡舒立的去向是她的个人选择，但她主持《财经》的这十年所展现的精神气质与新闻品质，以及它的智慧、勇气与追求，切入现实的方式和观察现实的姿态，应该成为中国媒体汲取养分、涵养文化的来源之一。如果这段历史只作为孤本存在，将是一种遗憾。

我们愿意向胡舒立和《财经》致以敬意，惟愿斯文不坠，传统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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