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过剩中的收入分配问题

一方面是钱多到让央行要回笼货币，一方面是钱少到各地两会讨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两个看似无关却极度矛盾的问题，在2010年伊始就同时出现。

钱多，是指社会整体存在的货币规模，已经超出经济规模的需要，如果不采取紧缩政策，货币早晚会与商品价格找平衡，最终带来资产泡沫和严重通货膨胀。

钱少，是指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收入水平并不乐观，口袋干瘪，无力消费。这么多钱在社会中存在，却不见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那么，这些钱到哪里去了？无非三个去处，要么是攥在政府手中，或是留在企业账上，还有就是揣到少数富人兜里了。

有学者对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政府财政大约拿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5%，企业资本拿走了大约45%，农民和城镇劳动者拿走了剩下的大约20%。

这个推断也许存在争议，但过去若干年中，政府财政收入增幅远高于居民收入增幅确是不争的事实。据统计，从1995 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之多。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 1.2倍。在经济最困难的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达到68477亿元，增长11.7 %，还没计算政府部门土地出让、没收罚款等非财政收入，这又一次与8.5%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幅拉开差距。

在国民经济收入分配中普通劳动者占的比重，一直存在争议。国家统计局的公告数据显示，我国2007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总额为2.95万亿，当年GDP为25万亿，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1.8%，该比重1995年为14.25%。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某专家对该比重进行了修正，增加了无法进入统计口径的“就业人口”的收入及相应保险福利费，计算结果是我国城乡劳动者收入占GDP比重约35%。

即使上述比重属实，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据统计，2003年主要西方国家雇用者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分别是：美国57.5%，英国55.9%，法国52.7%，加拿大51.1%，澳大利亚46.7%，日本53.3%，巴西和韩国也都超过了40%。

不幸的是，在“劳动人口”中还存在巨大的贫富悬殊问题。在国有部门、垄断企业的“劳动者”，与“无法进入统计口径”的“劳动者”之间，还要对那35%的收入进行“内部”分配，于是就出现了年薪10万元的抄表工，也出现了“要被保护”的每月500元最低工资标准。

中国经济结构一直存在的问题，无疑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富人们基本完成了消费升级，其超额收入对消费拉动的边际效益呈递减状态。低收入人群改善生活的愿望非常强烈，他们的收入增量中直接用于消费的比例较高，而且这一群体数量庞大，所以要拉动内需、启动消费的关键，还在于增加穷人的收入。

“调结构、重民生”是中央政府提出的经济工作方向，因此我们看到，近期召开的各级地方两会上，“调整一次分配机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成了流行的议题。但需要提醒的是，请千万不要有病乱投医，简单地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同于“调整一次分配机制”。

需要理性地认识到，“工资”是一项市场要素，它的变化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要想提高社会工资水平，首先要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改变雇主和雇员的供求关系，让工作找人而不是人找工作。其次需要提高单个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创造更多利润才能获得更多收入。

换句话说，提高劳动者收入必须做好两件事，第一是营造好的创业和企业发展的环境，增加就业机会；第二是在教育上真花本钱，改善国民素质提高个体劳动技能。

如果只在“最低工资标准”上做文章，提高收入的成本完全由雇主承担，劳动者收入与企业利润之间就会此消彼长，形成对立和矛盾。所以，应当更多使用“二次分配”的工具，政府在参与社会分配的活动中，应多退少进、勇于让利，腾出财富空间，让劳动者和雇主去重新分配。比如，政府可考虑在财税政策上做出调整，对雇用更多员工、或达到一定薪酬水平的企业，予以税收减免，鼓励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员工工资；或者对企业的员工培训进行财政补贴，帮助企业提高劳动力价值。当然，对于能给抄表工开出10万高薪的企业，类似的政策就免了吧。

在政府和百姓之间、央企和民企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财富一次次地被分配，每次看上去也都合法合理、天经地义。但为什么结果却是城乡差距不断加大、基尼系数不断增大、国富民穷的现象不断凸显？我们不禁要问，产生这种局面的机制何在、根源何在？更让我们感到疑惑的是，这样一些关系多数人利益，甚至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问题，为什么没有在社会中被热烈、公开、坦荡地进行讨论？究竟谁在关心它、谁又能来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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