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财经早餐会：经济学家激辩要不要救市

2013年06月29日 12:38
来源：凤凰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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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政委：说到美国的压力，以前美国人关心的是升幅多大、要升多快，就是How Far、How Fast，后来美国人关注的是Flexibility，现在关注的是机制问题，我们仍然不改机制，这是我们的机制造成的。我们光出口不进口，事实上过去中国是出口越快进口越快，出的越多进的越多，出口到底是为了什么，刚才说到第一是比较，关起门来搞建设，不知道这个产业是不是有竞争力的，通过加入国际舞台知道了我的长短，知道了我的强弱，也看到了先进的方式是什么样的，然后发了一条微博，就是一块饼的现代化，一个肉夹馍如何变得像肯德基一样。还有就是提供了额外的需求，中国正在处在一个人口结构非常年轻的时代，就像个人一样，如果年轻的时候游手好闲，劳动力始终不充分，年老了还有钱花吗？年轻的时候多一些储蓄年老的时候兜里有钱花，这个没有问题。

沈明高：我的几个观点是跟政委讨论的，他说了很多五百年的经验，我没看那么长时间的，是不是内向的国家都没有成功？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如果缩小一点来看，中国就是一个世界，所以完全是靠内需和国内的贸易可以承担的，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大，我们也不是持续地靠外需、靠出口来拉动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总量越来越大，刚才说过全世界的贸易在金融危机之后下了一个台阶，很多国家都想自给自足，谁买你的产品也是一个问题。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升的是有点快，相对日元升得就更快了，相对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升得也比较快。这里有一个原因，还是由于热钱的流入导致倒逼的人民币升值，因为资金流入人民币不升值，人民还要买更多的外汇。当然，理想的情况下我是同意政委的，就是增加它的弹性。增加弹性最大的特点是政府能不能忍受它的波动，比如印度的卢比最近贬值了20%，从十几块贬到了6块，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市场有没有办法消化这种激烈的波动？这是我们自己的体质的问题，也许我们可能不习惯，或者是政府认为不习惯，实际上市场是可以的。真正意义上讲，任何未来的改革就是政府要容忍一个市场波动的幅度，给它一点时间，市场会调整的，不能太着急。秦晓老师说得对，熨平这个周期是一个期望，并不是说大家真正意义上的熨平，而是从期望的角度、反周期的角度给你一个反向的力量，使得周期波动比较小，但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有波动，容忍市场的弹性恐怕也是下一步改革的一个要点，企业能不能受得了？受不了说明这个企业有问题。另外政府要有耐性，要让市场发挥作用，给它一个空间和时间。

胡祖六：因为每个经济学家做的模型都不一样，基本上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和个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是被低估了，甚至达到20%-50%，这是一个很大的共识。现在的共识是人民币汇率已经相对接近、达到了均衡的水平，没有严重地被低谷，所以有效汇率还是存在很大的升值空间，这一点也是同意的。但是真实有效汇率之所以上升，除了名义汇率之外对于我们形成的刺激政策和货币信用条件有关，就是整个价格的上涨，土地的价格、房地产的价格、劳动力的成本什么都在涨，即使名义汇率固定真实有效汇率也是在上升的，这是中国的一个大趋势，也是行政政策过度宽松的后遗症，目前汇率应该是进入了一个均衡的状态。至于现在沿海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可能跟汇率上升有关，但不是唯一的原因。现在经济是高速发展的，确实是拉下了劳动密集型低成本的优势，三十年了，这个优势不可能永远存在，这么多年的低成本劳动力，一个是人口结构变化，另外老百姓也要提高收入水平让生活质量变得更好，所以低成本优势是很难维系的。另外就是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几乎一夜之间韩国台湾的低成本优势就丧失殆尽，所以他们就要转型，那个时候服装、玩具、电子消耗品都是那边进口的，但是中国开放之后就全部引入中国大陆了他们就没有优势了，台湾和韩国就要进行技术转型，否则没有办法支撑他们的竞争力，台湾和韩国的转型最后也是比较成功的，虽然过程很痛苦，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的改革开放成本更低，这年头打成本战是不可行的。汪洋在广东就说要顺应这种大潮流，不是通过补贴维持低端传统制造业这种不可持续的优势，一定要转型，可能会不成功，可能会很痛苦，但是非做不可。作为领导人、投资者和经济学家，应该都不笨，所以都可以做。我们政府的治理模式是完全不理创新的，完全压抑创新的，这样怎么创新？根本不可能，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完全不理创新的。台湾和韩国也是强势政府，即使是朴正熙(韩国前总统)也没有对创新管制得这么严。

胡释之：胡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北大学生都不能上Facebook怎么发明Facebook？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记者朋友。

《第一财经日报》：刚才听了各位专家的讨论，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大家之所以都关注货币政策，因为财政政策对经济的调整是很重要的部分，但是财政政策是一个被弱化的趋势，它跟宏观调控货币政策还是不一样的，未来财政政策是不是应该加强？

秦晓：我没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国家偏重于货币政策而轻了财政政策。我们国家应该是对货币政策更熟练，对财政政策不熟悉。比如4万亿这种事情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财政可以把商业银行裹进去，并不是货币政策影响商业，财政政策对于商业银行的影响力大于货币政策。另外我们好像更喜欢非数量的政策，不是价格政策。我们的准备金率不愿意用价格来做，准备金率可能是有选择的，我一直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是以周期短期为目标的，长期的就是给市场一个权限让市场来做。如果看我们的历史，使用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还是占的比例多一点，很少使用扩张的货币政策，都是审慎的货币政策。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也是调短期的吗？

秦晓：都应该是调短期的，我们只对周期性波动的时候是这样调整的，如果你搞一个产品的话应该是长期。我也非常同意祖六的观点，什么时候能在政府介入经济方面少一些“动作”，我们是不是能够真实地考虑把减税财政政策落到实处？只有减税才能让实体经济增长，实体经济就是我们的企业和自然人，能不能腾出点时间和精力在减负担的情况下想一想、做一做那些所谓的创新，而不是通过我们所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定一个目录？因为这里有两大风险，一个是技术路线错误风险，一个是市场风险，一旦这么干全国一定是减税，这也是财政政策。

胡释之：秦晓老师主张用货币政策少用财政政策。

秦晓：不是主张，从来没有主张过。

胡释之：我觉得真要救市还是用财政政策会更好一些，其实政府花钱不是问题，如果说有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的话我们会很高兴，真是天上掉下来砸到政府头上的钱怎么花都行，问题是来钱的方式，钱是怎么来的？都是从纳税人那里来的钱，所以总要考虑花钱的时候纳税人就会来花了。李毅中回忆的时候谢旭人说你别跟我提项目了，我没有钱了。救市是要花钱的，纳税人说让政府救经济，救经济你得多纳税。

胡释之：李毅中在4万亿出台之前有一次在会议上回忆要搞这些，谢旭人说别搞了，没钱了。

胡释之：所以要救市就要想到这一点，政府要4万亿就要多征4万亿的税，大家刚开始觉得不是征我的税，好像钱还更多了，所以挺高兴说要支持货币政策，但是货币政策就是一种隐形税、通胀税，是让你的钱多了，但是你的实际购买力降低了，尤其是西方政府非常不愿意征税，多用货币政策也是这种考虑，征税的政治阻力太大了，要多征税简直要命，要是多印钞票的话大家反而叫好。总结一下今天讨论的结果，“紧货币松市场”这六个字，货币是不是真的要很紧还是有争议的，至于对于是不是要大放出货币应该都是没争议，大家都觉得不需要，甚至沈老师和秦老师觉得可以少放松一点，让经济到7%，1年发个10万亿的大刺激(指2009年银行新增信贷接近10万亿)是不能再搞了，否则明年又得发20万亿才行，紧货币应该改成不再大放出货币应该就不会有争议了，松市场应该是毫无争议，秦晓老师觉得财税改革是最关键的，祖六老师讲得很明确，松市场是最关键的，就是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别去干预市场，要让市场自己去发展。总结下来，这六个字是把前面三个字改一下，叫做“少刺激松市场”“少刺激多改革”，这应该就是我们的早餐会达成的共识。(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