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8日 16:50长江商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郑子冲

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在评价《财经》杂志时说，“它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奇迹”。

现在，这个奇迹正在坍塌。

5年前，《财经》记者前往广州报道“南都案”。5年后，南都记者跑到北京报道“《财经》震荡”。中国传媒业的进化史竟然如此吊诡，程益中被迫入狱，胡舒立拟将辞职——两人可谓不世出的新闻业标杆人物。

体制之困

4月下旬，我在泛利大厦19层接受主题为杂志转型网络化的培训时，胡舒立以惯有的犀利如锋的语言说，“我不用考虑经营，他们天生就应该赚钱；我不需要说服投资者，挣钱再多也不能花”。

与投资方联办的关系此时已现芥蒂。

屡屡报道体制弊病的《财经》，先天就受体制之困。

《财经》杂志创办头几年，胡舒立作为主编连编委会成员都不是，不能出席《财经》杂志决策会议，作为灵魂人物的胡舒立在最初几年只是打工仔，和股权沾不上边。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财经》对自己的利润分配插不上话。

众所周知，《财经》记者工资在业内并不高，与其崇高名声实不相称。

这次《财经》震荡并非表面上的人事纷争，并非简单的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可能更多涉及的是战略之争、道路之争和理念之争。

1998年受邀创办杂志时，胡舒立提出条件：王波明永远不能干涉她的编辑部。

在胡舒立的力主与坚持下，编辑部与经营部门设立了一道鲜明的“防火墙”,信奉编辑独立是对商业利益的最好保障。

就我所知的两则案例，一为黄光裕出事前夕，国美一高层提着几十万要赞助《财经》会议活动，被拒；一为某大银行看到即将付梓的一条新闻，提着30万去找胡舒立“控负”，也被拒。

独立性原则的回报堪丰。《财经》11年来先后发表了“基金黑幕”、“庄家吕梁”、“银广夏陷阱”、“SARS调查”、“松花江水污染事故”、“上海社保案“、“谁的鲁能”等一批重大财经新闻报道，成就其国内首屈一指的财经媒体地位。

战略分歧

但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编辑部与出版商关于未来战略出现分歧。

《纽约客》数月前报道说，财讯传媒董事局主席王波明谈起胡舒立的时候，脸上划过一种不耐烦的表情，半开玩笑地说：“我怕她！”

经济不景气也在考验王波明。财讯传媒上半年财报亏损4110万港元，《财经》带来的收入约为5410万港元，仅比去年下降了16.9%，《证券市场周刊》的收入降幅高达66.1%。

更大的压力可能在于媒体环境的收紧，联办以及其上级单位全国工商联，对于采编权的干涉越来越多，短短几个月，从央视到石首到新疆到通钢，《财经》已经撤销或者推迟了多篇重量级稿件——正是这些调查性报道，支撑起胡舒立为业界称道的“新闻专业主义”梦想。

出版商希望内容局限于金融数据，回避有争议的问题，少做政治、法制、揭黑报道。这显然为胡舒立所不乐意，她希望继续提供更广泛的新闻报道，尽管有时可能会挑战媒体环境的极限。

杂志主业之外的项目也受到牵制。

早在3月初，《财经》未公开的计划，是以布隆伯格和道琼斯为目标，和香港大亨李泽楷合作一个英文通讯社，发布《财经》记者的报道。但这个“财项目”最后未能获得出版商支持。

“财经网是《财经》生存下去的必须”，这两年，胡舒立全力推出财经网，去年2月改版以来的人员已达180人，但很显然，包括进一步的软硬件设施并没有得到大幅度投资。

由此，雄心勃勃的胡舒立及其高管希望控制杂志的融资，从而扩张业务，发展包括新闻服务在内新的媒介产品，也希望引进新的投资，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但显然已遭到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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