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进步与社会企业的创新分论坛实录(2)
但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并不是说它有没有阻碍,最重要的是看它的趋势和未来的发展,如果我们认准它的未来的趋势和未来的发展,最重要是大家能够有包容的心态和开放的心态,这点特别的重要,把它当成新鲜事物,就像把非盈利组织当成新鲜事物一样,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不是一下可以解决的,对今天的社会企业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媒体、政府去研究它,更多的人去尝试它,我希望大家是敞开开放的心态是接纳新鲜事物的心态对于我们的社会企业。
王振耀:其实慈善组织,我管了社会福利之后我发现一个新大陆,我们的慈善组织有一种过于理论化和社会的结合我觉得不够,当说到社会企业,现在要参与深圳的社会福利模式设计的时候就看香港,然后再看深圳,然后一看深圳在资助,用彩票款在资助民间组织NGO,说大家都想得通吗?怎么想不通呢?NGO解决了很多的社会问题,我就更莫名其妙再一看香港可不是吗,慈善组织最后办社会企业是什么企业?我一说你们就会明白,大家很多都还没办呢?深圳开始了,香港早就很发达了,养老、精神病,然后是谁办了防止自杀这样的精神的安抚对话,你们听听,社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看来这个是社会的急需,这个转型没有问题,你要坐着说理论说不解决问题你要拿钱的时候也很难,所以我说办社会企业也好,慈善组织也好,其实面临一个大转型,跟社会要展示出它的力量,是它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我特别听了东宇之后有感而发,现在要做养老很多地方政府组织追着你,你要很空泛地说你离这个社会问题太远,大家就有忧虑,所以我觉得这是提出很大的题目,但是其实社会组织就在身边,相反大量的政府资助的钱不是说再设计,他一看你手里有很多养老院我不支持你行吗?
主持人:我也迫不及待发言了,实际上我们的定位是做平台,而且在定位的时候当时请教过徐老师这样非常专业的资深人士,我们只能是非常小心地关注和去看能不能参与社会企业的创新和探索,我们在全世界做了非常多的探索,我从法国的商学院回来,它有社会企业创新中心,它有专门托管给社会企业家上课,我们也在一起40多个世界级的社会企业家,我们为什么要去?就是要了解别人怎么做,我们决定不能做这块,因为我们突然发现那个东西离中国的现状很远,但是我们要关注,今天都以我跟主办方建议请上来的,这是一个未来,我们看到的未来在哪,社会企业非常大的特点,刚才东宇说的商业的模型做公益,还有一个的特点就是创新,有商业做公益国内福利工厂都是,但是创新是与众不同的,黑暗中的对话是一个例子,还有全世界明年有大量的人死于地雷,炸死了以后政府机构开始分析,我要挖一个地雷一百多块美金,谁么多的钱谁来付,最后有一种南非的老鼠比较大,像小白兔这个老鼠地雷的气气味很敏感,它的体重刚好不至于引爆,就开始培植这种老鼠,他们通过这种技术能够去给政府提供服务由政府与基金会购买这种服务,这样一个产业链就起来了,专门是排雷的特殊的产业链,就是个社会企业,听起来创新非常的重要,这是一个分享,社会企业大的特点,国内的情况慈善和公益的理解,目前国内大多数的民众处在讨论当中,很多人看来徐老师做的南都的资助都还不完全理解,你们为什么去直接帮着盖学校,直接去搞一个环保把钱给到那个机构,如果今天说社会企业更不理解,所以说甘东宇他们的精神非常的值得钦佩。在目前来讲我们国内目前来说大家把精力公共基金会的定位机构配合政府配合很多草根组织把公益做得把路铺得再平一点,现在很多的企业家也在用他们旺盛的精力,超凡的商业运作的经验做公益的事情。
今天我们请耿女士,她们的机构在壹基金刚刚成立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们是非常高效率的公益组织,每一年做的事情非常的专注,就是给孩子而且贫困家庭的孩子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做手术。他们是非常低成本有效的运营,我们当时非常的惊讶,李连杰一直非常的关注你们,包括昨天我们在TNC的理事会上当时还特别请到了王斌你们的理事长给大家做了个分享,所以说目前你们在企业界里面应该是企业家去做公益非常典型和成功的典范了,请你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耿源:实际上刚才各位在谈的时候我也在想,公益慈善我们谈到很多趋势性的前瞻性的,它是跟一个国家的发展的阶段是相关的,我们一谈到先进性肯定要谈到美国,谈到欧洲,中国跟国外的发展阶段还是有不同的,比如说讲的国富民强,现在才走到国富的阶段还没有到民强的阶段,说美国有多少多少的基金会那是它的经济的发展程度是有关的,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个阶段还没有能够说完全地完成,民营企业在国家经济里所占的比重所起的作用也是逐渐地加强,好象马上就以非公共的基金会代表先进理念的基金会去代替原有的公共基金会,包括现在代替很多政府的职能不是特别现实,这是顺其自然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谈到了很多先进的理念,社会企业其他的也好,要走到这一步首先我们还是要从脚踏实地地做起,我们先要准备好了才能够前进,我们更多的关注于一些内功的修炼,无论你要把一件什么事做到多大多好,首先你要先有做这个事情的基础,我们最初来做的时候,国内当时几乎没有公共基金会,我们觉得国外的很多经验在中国也不是很适合,我们今年到12月份是成立五年了,我们这五年来实际上一直都是在做探索,非公共基金会到底应该怎么做,大家都是基金会非公共和公共基金会到底有什么区别,在运作和很多的方面,到底应该怎么往前做,刚才也跟徐老师讲了,我们做公益完全是门外汉之前没有接触过,我们只能从我们熟悉的地方来着眼,我们熟悉的是公司的运营,商业项目的实施,我们只能把我们所擅长的东西放进来,我们的着眼点希望把基金会也好,把慈善项目我们注重的是它的效率,这些事情要想把它做好,一定要提高效率,毕竟募集慈善的捐款是有一定的特殊性,包括做企业也是一样,做企业也关注效率,我们国家的企业从一开始粗放型到现在也是非常关注经营管理,现在有这么多的商学院,这么多的领袖年会,它的着眼点都是在于怎么把企业搞好,做基金会也是这样的,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做这个行业我们是凭热情来做的,但是要想把这个事做好凭的一定是理智,我们需要有冷静的理智的思考去做这件事,我们更关注的是一个善款的安全性,再一个是善款的使用效率,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钱非常有效率低去使用,我们要把费用降下来,费用降下来怎么降,肯定是通过提高效率来降,包括慈善项目的实施我们也是我们的精力放在这个项目如何把流程能够做到滴水不漏减少善款可能流失的环节,尽可能地减少中间可能出现浪费的环节,要把这个项目精益求精地做,我们基本上做了贫困家庭的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患儿的手术,从一开始的头两年我们手术率并不大,不是钱没有,是我们没想好这件事怎么做,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实施的模式,这个项目从源头开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去考虑,把它尽可能打造得几乎完美,完美是不可能,但是我们无限度地去接近它,这个模式一旦建立起来放大是非常快的,一个医院做好了,在十几个医院是放大和复制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的快,如果一开始铺得非常大,架子搭得非常大,中间没有做好,这个事情也不可能长远地做下去,所以我们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把,把实施模式不断不断地在完善。这是我们擅长的,我是觉得我们先要准备好,准备好了之后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有把握,心里知道我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件事做好,在此之前可能谈的很多问题是空中楼阁,我们没有把很多的先进的一些管理的理念和一些方法,我们有时候笑着说我们是属于技术派了,我们把很多的这些东西放到了公益慈善,我们会建立一个平台和一个系统,从捐款人到我们的定点医院,到我们的志愿者到受助的患儿结合起来,可以开发基于互联网的平台,这样每次人家谈基金会为什么人那么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当三个人五个人使,这是依靠技术能够实现的。
现在很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能够使我们提高效率,我们要充分地利用到慈善事业的实施中来,通过基于这些技术的应用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以非常少的人能够运营一个非常大的项目,我们也是觉得做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一些东西可以提出来跟大家分享,我们面对捐赠人面对观众慈善公益的行业毕竟是特殊的,我们有责任要把大家的善款来非常谨慎地来应用,我们就有责任来降低费用提高效率保证善款的安全性,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必须要做的,大家都是来做非常的透明,非常的公开和公开,它是天然的选择性,对公共基金会和非公共基金会你做得好自然大家会信任你,我觉得这还是相对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起点,基于这个以后之后我们有可能提到公共基金会的改革,提到整个制度的完善,在此过程中我想公共基金会会得到比较大的发展。
主持人:我试着总结一下您的经验,第一高效,第二是轻机构,三是非常的关注,四是可复制的模式,还有一点您对善款的高度的负责的精神,透明的机制的建立,也是大家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耿源:我们直接面对的捐赠人我们的主捐赠人都是企业家,所以他这时会以一个非常挑剔的眼光来看待你做的结果,刚才你提到的我们非常注重慈善公益效益的可度量,每一个环节都是可以度量的。包括各个环节的实施的效率,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对定点医院,我们对我们的志愿者都可以量化地去考核,这也有一个绩效的问题,这是效率的问题。等于说我们的慈善的效果和其中的运营的效率都是可以度量可以考核的。
主持人:您方便把理事很长的发起理事告诉大家一下吗?这些是商业里的精英,我们以后可以学习学习。
耿源:我们发起人大概有30多位,有9位是理事,我们这些发起人和理事一直认为这个基金会突出的应该是基金会本身和慈善项目,他们个人是一直不希望能够走到前台来,他是身体力行地去做,包括两腿泥去村里回访患儿,为什么这五年来我们没有出来说什么,不希望把个人推到前面,想做了五年以后能把这个事做出来,最后能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件事。
主持人:现在很多的企业家做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他们的贡献在另外的论坛得到了很大的认知,发起的理事都是商业的精英,比如说马云先生、王斌先生,包括王中军先生等等,他们真的很实干,我自己观察下来,徐老师一定有一些可以和我们再分享的。
徐永光:我对华夏爱友基金会有一个回应,民政部把它作为一个优秀的典型,来在着国内国外的专家去看,做得很优秀,代表一批企业家他们要实现他们的社会责任和个人的理想身体力行地去做,这样的机构有很浓重的中国特色,而且现在中国的600多家非公募基金会,真正说是做资助型是很少数,绝大多数都是运作型的,原因是?这个钱还得自己去做,自己去花,正如他们要家里一套规则非常精细的程序,包括高效率高度的透明这套东西可以想找一个对象资助他去落实,这样的对象在中国找不到,所以必须得自己做,但是基金会在国际上,比如说美国90%以上的基金会它是拨款机构,它自己不做项目的,我到了美国斯大基金会它每年花一亿美金资助出去一亿美金几个人?五个工作人员。我去过有一亿美金每年资助五百万美金出去的基金会,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因为它是个拨款机构。
我从这个案例又折回到慈善体制的改革问题,因为我们中国这些草根组织,就是民间基层没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在过去的20多年来是非常非常的弱,这个弱一个当然登记比较难,还有没有本土资源的支持,因为本土的资源捐款大部分进入了公募基金会、慈善会,而且在公募基金会和慈善会它是依托政府事业的,跟民间的草根组织没有天然的血缘的关系也没有对接的渠道产业连是断裂的,做事的拿不到钱,只能由境外的一些外国的基金会资助它们,所以基金会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的慈善公益的行业未来的趋势,应该由成千上百万个,美国有180万个做事的慈善机构,中国将来会有几百万家从事公益服务的,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残疾人、孤儿等等等等,各种类型在基层从事服务的机构,它们是做事的,公募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大部分是拨款的,是通过选择优秀的机构和优秀的项目给它们钱变成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是未来的趋势,这是我对爱友基金会的回应,你们做的非常的优秀,也是中国的特点,很多的非公募基金会跟我讨论的,他们说这个钱自己花吧,民间组织的太弱了。现在要通过资源的整合,通过整个慈善体制的改革要培育中国的民间的做事的公益机构这是当务之急。
主持人:非常好,徐老师引出了一个话题,这个行业的可以做事的高效的组织这么少为什么?因为少了人才。大家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王振耀:一个是慈善法很多人找我能不能披露慈善法的内容,你们不要把慈善法当一个文件,慈善法将会是很透明的,慈善法如果说理想不理想,那就是看慈善法将来在交给社会大众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参与的程度和参与的方式,因为慈善法到现在为止立法的进度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快速,因为民政部通过了按照程序报国务院,国务院也是现在紧锣密鼓请专家论证将来要到全国人大,全国人大业计划列的很考前,这部法律会很快出来,大家不要先寄托那个法会写点什么,给我们多少恩惠,我跟大家说那看大家对一个问题的认识,对这样一个行业的这样一种现在的组织方式,如果说大家现在我们很多人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比较统一的认识了,那么我认为那个法律就会写进来,如果说大家把很多的问题都提出来了,急需要法律解决这个法律就会写到这样的内容。
比如讲在起草法律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这样的股票大额的几十亿的,八十多亿的捐赠现在就出来了,将来的法律要不要涉及的问题,现在看来很快就得涉及到,这是必然,所以说大家对法律的企盼一定把自己的思想清理清理和法律的思想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第二个问题我想回应的,刚才主持人大家都讲了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慈善组织到底现在怎么发展,你们注意实际我接触的人也很多,我昨天是一天,其他也是在讨论整个农村的福利问题,前天晚上是时尚杂志在搞一个很大的大型企业家马云他们都去了的会议,前一段很多的企业家包括国有企业也在找,我直觉地印象,包括很多的民间的慈善家,现在是等于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以后钱有了,但是到底怎么给到穷人够到大家理想的项目上现在没有多少项,最土的话是有了钱不知道怎么花是社会突出的问题,永光有两个多亿,现在花不出去这是为什么?我特别提醒大家的做慈善家那处于一个目标有钱花不出去,有钱花不出去会产生大家很焦躁,焦躁起来怎么办?在焦躁中大家终于找到一片绿洲,要不在焦躁中越来越乱钱都付之东流,我们一定整个社会经济一定要避免在焦躁中乱打一锅粥,把钱扔了,一定要集中民族的智慧,借鉴国际的经验开拓出来,我的回答现在确实需要慈善组织要扎根社会,要真正有力量,我问过壹基金,我说台湾的基金会有一千万个会员,我们哪个组织有一百万个会员呢?有没有?有了就扎根到社会说明这个组织行,所以我特别提醒大家现在是需要开创大组织、大格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没有个大组织大格局我们想了很多的经验可能开不出来,这恐怕对慈善事业确实是会产生阻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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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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