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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改革就是合法化 不是想出另外一套东西来指导人民

2008年07月09日 16:31新浪财经 】 【打印已有评论0

2008年7月9日,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主办,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改革30年》新书发布暨2008经济问题点评会”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隆重召开,以下为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的演讲实录:

周其仁:我以为新书发布会是拿一本书就回去看,没想到还要开会讨论(笑),要是主持人刚才继续了茅老师和樊纲讲下去,很快又会出一本书的,所以说明30年,中国发生的变化让我们会觉得有很多话要讲,刚才主持人让我讲,里面有很多误差的信息,参加农村改革的事情,我们当年就是下乡以后回到学校上学,听说农村发生了变化,不是太相信,因为我们在农村呆了10年,从城市去农村,比维迎还差一点,他就是农村出来的,他对农村的理解超过我。

但是我们有一个在城市生活到农村去看,有一个反差,10年干了很多无用的劳动,也积累了很多问题,所以不太相信我们呆过的农村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大概78年听说安徽发生变化的时候,有一点不是太相信,但是同时另外一面就是也有一点比较激动,因为农村好像是不会变化的,在给定的那个条件下,就像一个自然现象一样,中国农村就是很穷很穷,当时听说有变化是有一点激动,就利用暑期到安徽去做了一个调查,当然有一个条件也是要得到像当时独任生他是不大在乎年轻人,不大在乎什么级别,不大在乎什么你从哪里来的,你只要有好的观察,有好的看法,他就愿意听,这就是大概我们卷进去的过程。

卷进去以后发现,像今天中国社会面临很多问题,当年业面临很多问题,但当时卷进去做了这个调查以后,我有一个看法到今天还是坚持的,就是中国社会无论遇到多大的问题,它解决的办法已经在这个社会里头了,里头分散的,自发的想解决困难的努力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变成国家政策的方向?这个是不同的。你说30年前农民什么问题?农民穷,可是同时农产品非常缺,在座的我不知道多少人有这个概念,30年中国农产品的困难程度是离谱的,一样一样的票,城市居民有几十种之多,过年一户人家会有一两还是二两芝麻,一张票到固定的地方去买,农产品不够,农民很穷,你说够不够?这个社会不是不需要农产品,可是就是没有供给,供给了就可以增加收入嘛!它是并存的现象。

但你说这样的难题能不能解决?你在乡下呆过你就知道,我在农村观察了很有意思,同一个农民在公家的地里一塌糊涂,教育我们下乡的知青怎么能够少用点力气,不被看出来(笑),学过很多这种本领,但同样这个农民回到他自留地,行为完全不一样,自留地再大一点,就是历史上多次发生把整个生产队的土地划到一户一户去做,承包到户,发生过多次,后来我们查来查去,最到的包产到户是1956年下半年,在浙江永嘉县,后来说明什么?包产到户早就有了,我们不管今天在北京讲中国有什么问题,首先感到这个问题的还不是经济学家,是身在其中的老百姓。你说农民穷,农民知不知道?农产品买不买不到城里人知不知道,他都知道,知道就会有反应,不管什么事都会有反应的,但是有一条是重要的差别,自发的反应得不到承认,是不是会被这个社会承认?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56年第一个永嘉组织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后来双开,开除党籍和开除干部队伍,回去当农民,一直当到1979年,这个人叫李云河,就是因为当时认为这个增产支持,等到风向一变,就给人打下去了,所以中国农村有很多解决的办法,早就出现过,历史里面出现过,现实不断冒出来。

什么叫改革?我的理解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不是想出另外一套东西来指导中国人民往哪里走,中国人民是知道往哪里走的,问题是你不让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那种方式生存,不合法,你就阻碍了生产力。所以这里面两个角色非常重要。一个就是中国的国家政府,包括这个党,这个政策方向往哪里走?对底下做出来对头的事情是看得见?看不见?看见以后是承认还是坚决打击?这个就会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

这件事情30年前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代价非常大,你说为什么30年前开始对这个事情承认,以前就是不承认呢?这里面就是制度,经济学里面讲到了,一个制度发生变化一定要原来那个体制维系的成本非常高,越转越转不动,损失代价要被人感知到,感知到这种成本的这些人要有足够的数量。最后一条重要,要在关键的位置上。他知道这个体系转不下去,然后他就开始要有变革的意识,愿意承认,所以这一点上30年后始终认为邓小平的贡献蛮大。如果没有这个人,中国这么大国,今天很可能就是一个大一点的北朝鲜,也许差不到哪儿去,我是到边防听北韩的一些情况,很容易懂的,吃不饱饭,大游行,人民往外跑,抓回去,就是这么一个体制,这条路一旦走进去就很难出来,所以要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对过去体制的成本有感知,同时愿意任用他的政治权威运用新的关系给它合法化的地位。

当年所谓若干个1号文件,现在倒过头来看,1号文件根本不是教育农民的,农民早就知道包产到户是行的,主要是教育这个国家干部的,说服他们这么做是对的,最困难就是这条路,因为过去这条路会形成意识形态,形成一套思想上的计算方式,认为只有这么作才是对的,其他是不能碰的,所以这个是30年前中国发生变革很重要的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就是学者、研究者、调查者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制度发生变化,除了原有的体制成本要足够的高,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变化体制的成本要足够的低。怎么低?信息非常重要,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你可以说这里有这个,那里有那个,自己社会里面到底有什么?哪些事情做得通?哪些事情做不通?我认为我们当年包括我们在座很多在内,机缘巧合,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一点工作,其实不是说决定了什么政策方向,就是降低了这个社会的信息成本,他知道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做了也不会危害你原来想像的东西,最早的安徽傻子瓜子,当时查到底雇了多少工人?炒出来多少瓜子?交了多少税?是不是真的就把你这个社会颠覆掉,当年很离谱,炒瓜子的事情最后报给邓小平,没有他那句话,搞不成,那就是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正规法律,认为这个做法是不可以的。

所以实际上这里面我讲两个力量非常重要,一个力量早就在,凡是遇到困难,总有人想办法突破困难,因为中国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家庭天然就有改善生活的强烈的愿望,这个愿望就会推动他行动,这个是不要去引进的。但是,自发的做法怎么能持久?怎么能被承认?这个是需要社会的很多不同层面共同做工作。

我想30年改革开放实际上非常重要是把这个层面打通了,底层的实践,高层的决策,中间的做研究,做反映情况,这个层面打通了,中国的面貌就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也相信中国今天同样面临很多问题,有些问题如果你没有对30年前了解,你会认为今天的问题也大得不得了,一会儿可能大家还会讨论,有些问题也会觉得难得不得了,你看这个普遍的腐败,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怎么去解决?但是我相信跟30年前一样,自发的努力,国家的权威政策运用的方向还有就是把底层、上层打通,降低人们对于制度变化的心理障碍、认识障碍,使得我们分散的利益会合成一个改善这个国家的一股伟大的力量。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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