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与全球经济管理主题论坛全部实录(2)
主持人:Martin Senn,对于您来说呢?刚才朱民行长说我们要总结一下金融危机,自从2008年9月以来,你觉得呢?政治领袖、国际层面政府高官的讨论,是不是减少了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呢?
Martin Senn:这是很大的问题。如何减少风险,风险是不是更少了?不是,我们如何来管理风险。现在有的情况,我们看到在G20框架下发达国家、新兴国家走在一起,形成一个平衡的观点,评估一下当前局势,推出一些很好的措施,这是一个很好的进展方式,但是我们还是要现实一些,要接受风险主要是在微观的层面来做的,就是在各个国家之内来做的。G20框架可以制定一些标准,确定一些定义,昨天我看到有一个第三个版本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有一个公告,具体实施、风险的管理我觉得还是必须由各个不同的国家各个不同的区域来做的,而不是在全球范围来实施的,因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主持人:两年前有一些人大胆的说金融危机就会形成一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他们是过度评估了、过度乐观了,反倒是让大家没有关注国家层面应该做的一些事情,过度强调国际层面了。
Martin Senn:你说的很对,很显然,我们看到这些人对全球金融危机作出的反应是比较自然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反应过激,所以时间慢慢过去,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风险有多大的程度、有哪些问题,大家就变得更加理性、更加均衡,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过程。
G20可以来帮助应对风险,就像我们所看的,但是我们也要记住,任何监管上面变化,总是要去应对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风险,任何新的监管,监管过去的危机,而不是预防未来怎么样,这是审慎的问题。世界在未来会没有风险吗?我相信实际上在未来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和现在来说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
朱民:我可能和Martin Senn观点不完全一致,首先是风险,Martin Senn的意思是说,两年之后风险并没有减少,我不同意这一点,我要说风险从全球来说已经减少了很多。因为那会儿我们金融体系整个要崩溃了,这种系统性风险已经极大的减少,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资本状况好了很多,再看一下资本的结构、资金的结构,比以前好了很多,而且流动性也回到了正常的状况。即便有欧洲危机,我们看一些主权债务问题的存在,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不错,但是总体风险还是下降了,当然会有很多新的问题出来,比如主权债务问题,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总是有新的问题出现,但是我们觉得应该还应该让G20获得应该有的荣誉,就是对于危机的应对,我们也应该感谢所有这些国家,包括整个金融界所作出的努力。
第二个问题我要强调的是,在国家层面的监管框架以及治理问题,以及在全球的治理框架问题,我们现在所处于的世界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以国家为边界,各个国家相互联系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去忽略任何一边,所以全球治理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比以往更为重要。G20有很多压力、有很多期望,希望G20 这样的机制可以发挥作用。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崔部长,如果有一点大家都可以同意,回望过去几年当中的话,这就是说现在全球的经济力量重心已经转到了亚洲,这个是所有人都理解的,或者正在转向亚洲,这样更准确,我们看G20这样的过程,还有全球治理的问题,你认为这些辩论、这些讨论、提出的意见是不是充分的,到目前为止反映了这样的趋势,就是全球经济重心正在转移?
崔天凯:这种转移还在发生,它是一个过程,正在进行中。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对于G20来说,如果我们看一下G20的组成,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也是非常独特的机构组织形态,以前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组织形态存在,里面有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占到了成员的50%,一半,所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朝着正确方向的一步,就是说更加均衡的、更加平衡的、更加平等的有代表性的一个全球治理的机构,有六个亚洲国家在G20里面。他们在积极的发挥作用,在G20的过程当中。
如果看一下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总的来说亚洲国家相比其他的G20国家好一些,同时他们也在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给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增长。所以对于G20 来说,必须要去利用这些亚洲国家的经验,特别关注正在变化的这些环境,还有世界的一种新的现实,而不是说用过去的一些道路或者模式,我相信这是亚洲可以为 G20所作出的成就的贡献。
而在这个方面我还想响应刚才前面这位发言人所讲到的IMF配额的改革。我非常尊重IMF,我相信这个改革的完成将会极大的改善IMF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主持人:在多伦多有一种承诺,我不想在这个方面讲十分钟,因为我相信如果讲太久可能很多人就走了,但是我相信多伦多有这样一种承诺说要有5%的变化在这个配额当中,是这样吗?这个能确实的来实施吗?在首尔能够锁定这一点吗?
玛丽·艾尔卡·庞格斯图:我不是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是再问一个问题,在10月份有一个IMF的会议,就在那个之前,这就是为什么有11月份的最后期间吧。
朱民:我觉得我们讲全球治理的时候在讲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包括银行、IMF还有其他机构改革的时候,在这些改革当中这个配额毫无疑问是里面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G20是要求有5%的配额从原来代表过多的这些国家转向那些代表不足的一些国家,我们现在也在对此开展工作,应该说是非常努力的在开展工作。但这里的难度在于5%不够,增加份额容易,但是要减少别人得救不太那么容易了,这是关键所在。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韩国会议的时候达成目标,原来是要在明年年初完成,但是后来又说要提前,希望可以在韩国的G20会议上完成这个目标,我们正在开展工作,我们也需要外界很多的支持。
在此之前我还想再讲一些其他问题,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更为重要。在我们讲IMF改革的时候,实际上这里面的配额改革非常重要,还有话语权的改革,就是代表权的问题,我们如何来平衡工作人员的多元化,就是来自于不同地区的,他们能够在IMF里面有适当的代表性,这也非常重要。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更加有效的话语权的机制,就好象崔部长所讲到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而且新兴市场的声音在那里也可以有反映,这个非常重要。
IMF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任务的一些改革,比如说我们进行很多的监测,我们如何能够把双边的变成多边的,这样一种监测监管如何能力提高它的质量,让成员国可以更好,这也非常重要,我们如何能够确保我们的借款机制从危机后的、事后的变成一种预防型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讲到要有一个金融安全网的机制建立,现在董事会刚刚通过了一个决议,允许我们建一个防止性的、流动性机制,我相信这个相比较事后会更加重要,所以在IMF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我们需要G20知道,我们也需要所有G20成员国的支持。
托尼·克莱门特:还有另外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正处在转型期,世界金融机构也在发生改革和变化,其中有一点非常意思,这里有一种隐含,或者更为明显的推动。确实我们看到这些机构变得越来越有包容性,也是一些改变的要求,无论IMF还是G20要让新的人进来,与此同时对于一些新进来的国家,他们愿意付钱获得话语权的,他们也是有责任的,这些新进入者他们也是有责任的,不仅仅是帮助来塑造新的秩序,而且要遵守这些秩序。我这个只是一些个人的看法,这个实际上是,这里面有很大的动态变化性的复杂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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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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