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亚布力年会：思想原创空间主题演讲文字实录

2012年02月06日 18:47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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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讯 2月4日-6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凤凰网财经作为合作媒体，全程图文直播本届论坛。

以下是论坛全文实录：

主持人：都说天不做美，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下了大雪，瑞雪也象征着龙年是吉祥喜庆的腾飞之年。今天是元宵节，我觉得亚布力年会是一个大家庭，在座的朋友都是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朱丹也要把祝福送给每一位伙伴，祝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团团员员。

首先进入报告的环节，首先有请张红涛(音)先生，发布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调查报告，有请。

张红涛：发布报告是因为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宗旨是帮助和关注新型企业和企业家成为社会和国家的重要建设力量。

我简单介绍一下调查的核心结论，一共是七点，第一点2011年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指数得分是61.3分，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第一次用指数的办法，也就是数字化的办法。第一条表明我们的生存环境指数处于及格水平，有很强的上升空间。第二点，全球经济环境指数59.43分。第三点，在政策层面总体对企业发展还有很多的不足，得分只有61.68分。第四点，我觉得大家比较关注的，在企业投资环境二级指标是最低分，60.1分。第五点，融资难是不容忽视的企业发展壁垒，得分只有52.86分，其中资金紧张是目前民营企业的三大困难之一。第六点，企业人才资源状况是影响企业内部管理以及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个是51.3的分。第七点，现在的企业家舆论自由程度是较高的也可以从这次亚布力年会的微博和报道上看到，另外60%的企业家比较能够感受到社会对企业家的肯定。

这个报告会在亚布力论坛和新浪网会刊登出来，谢谢大家。

主持人：企业家朋友都说，这个调查报告特别有价值，这让我想起了达尔问在物种起源中说的，真正生活下来的物种不是最聪明的，不是最强壮的，是能最适应环境的。我们也期待着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努力着，我们践行着。

今天的探讨我们围绕着大会的主题——纪念邓小平先生南巡20周年。今天我们的主题演讲嘉宾们也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们的观点，首先我们请出的演讲嘉宾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亚布力年会，多年来他也一直致力于推动香港和大陆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同时也被誉为把脉香港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人物，首先有请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苏泽光先生。

苏泽光：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朋友下午好。我是香港来的。非常感谢大会给我这个机会，向这么多伟大的国内企业家发言。

这次我来是被本届的题目所吸引，就是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邓先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计师，但不要忘记他也是“一国两制”的提倡者，香港能有今天的繁荣、稳定，我们香港同胞也一样感谢邓先生。最近有一个小风波，在报纸上，在网上出现了一些香人跟大陆人对骂，源头是在香港的地铁发生了一宗很小的争议，有一个北京大学的讲师发表了“香港人是狗，向英国人摇尾巴”的言论，引起了新的争论。我向香港大部分人一样，都希望这个无意义的争执不要延续下去，我们都是中国人，本是同根生。

首先我想绝大部分的香港人都希望大陆人来香港来投资就业，也不同意香港人是狗，当然我们香港有狗、猫、老鼠。香港今天的成绩绝不是靠摇尾巴得来了。说穿了香港一直靠自己的努力，对政府的期望只是维持法治、连接的公务员队伍，低税率的营商环境。历来有着不干预的政策，大市场、小政府。实际上香港几十年的发展，一直跟大陆的发展分不开，我几十年都在香港，见证了几十年的转变。我以前曾经做过电信、地产、金融，我这个主席也是义务的。我记得，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一大批大陆的移民来到香港，包括不少工业家、资本家，他们来香港提倡了香港制造业的发起，当时香港的生产以价廉物美的物品，包括玩具、成衣、钟表、塑料产品出口到欧美和中东的市场，随着他们的生意框架，香港毕竟是地小，人力缺乏，生产成本大增，79年的时候，国家对外开放成立特区，吸引外资，港商纷纷把工厂北移到珠三角，在香港的公司负责设计品质，安排运输等，开启了前店后厂的合作模式，产品通过香港进入香港再出口到海外的市场。在九十年代的高峰期，港商在广东省有2万家这样的工厂，雇佣了大概300万工人，而香港的总出口因为这个模式的增长，从1970年到1990年增加了42倍。

邓小平先生南巡为国家改革开放再添动力，内地的基建迅速发展，港商的产品不需要经过香港再出口，我们叫做离岸出口。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另外一个里程碑，在短短的十年间中国的出口翻了10倍，2010年差不多接近2万亿。当然这也包括港商的离岸出口在内，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香港的经济体制也配合着国家的发展，再次成功地转型，发展成为服务业为主的实体，服务业包括金融、航运、物流、创意设计、零售、专业服务，专业服务包含律师、会计师、测量师等等，这些行业不但可以为香港的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更可以为不少国内企业服务。但是在香港上市的大陆企业已经接近500家，市值等于香港总市值一半以上。目前横观国际的形势，美国虽然有轻微的增长，但不乏还是很缓慢，而仍然做高实业的拖累。欧洲的债务不去，在衰退的边缘。只有德国的情况比较好，但也受南欧诸国的情况影响，前景难以乐观。日本也有很大的挑战，他的大地震和核辐射带来灾难，大规模重建还需要时机，已经元气大伤。

所以看来成熟市场低迷的是会持续一段时间，有危也也有机，在成熟市场衰退中，香港跟内地企业更应该携手合作，开拓新市场，包括东南亚，更包括内地市场。香港一些品牌，香港一些零售方式，对国内的消费者也有很大的影响。成功的例子到处都是，比如说周大福珠宝、王老吉等等。另外一方面，成熟市场的萎缩可能也带来了收购合并的机会，香港法治健全、专业人才丰富，是配合国内企业走出去的最佳平台。依我看来，目前又是国内企业和香港合作的好时机，让我们继续努力，把两地的经济推向另外一个高峰，谢谢。

主持人：接下来演讲人是我们的亚布力的微博发言人，他的微博备受关注，成为了很多的关注者，尤其是很多女粉丝对他格外青睐，他也从人民公敌变成了大家的老朋友。让我们欢迎任志强先生。

任志强：感谢各位给我发言的机会，坐飞机跑那么老远，然后就给我15分钟，我还是偷偷多占一点时间。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市场的力量。所以我就用市场的力量来说，什么是市场的力量，没有用一个办法去衡量。是有多少重量还是什么，张维迎教授写了一本书《市场的逻辑》，其中提到我们250年的时间大概占人类历史三万多年的1%，但生产了近99%的GDP。他告诉我们的是市场的变化，变成了250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个发展是无法用时间、重量等等其他办法来衡量的。最重要的是市场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相对来说，我发现我们使用的工具和三千年以前没有什么差别，驴还是驴，牛还是牛，都是一样的工具。和孔子时期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导致我们在很长时间，甚至几千年我们的农业工具没有变化。

但是市场经济让欧洲先有了蒸汽机等等其他动力，今年我们看到的是短短的一段时间，或者是十几年的时间我们的互联网已经让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奉行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东西，在解放以后的前三十年，这个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可以说举全国之力，奋力了很长时间是饭不饱肚，事实证明用完全国有化的办法、非市场经济的办法得到的肯定是失败的。我们不需要别人说服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条。在短期经济内无论如何是不会形成走进共产主义的，这个争论有很多时间的，我们大概在1930恩年的时候提出了三民主义，甚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要保留资本主义在中国相当一段时间，还要坚持市场化的一部分。但实际的结果，在解放以后我们逐步取消了市场。

改革前的三十年，土改消灭了劳动致富，大家都是因为劳动致富，但是因为他们富所以被打倒了。所以富在劳动改革的时候又变成了奢侈品，而不劳动的人可以分到田。所以说，不是从完全劳动结果而产生的，而是你拥有财产多少来决定的。工农业改造的时候，我们又消灭了私营经济，冯仑在前几天的一个论坛上，在座谈的论坛上特别强调了，温水煮青蛙，最后大概用六七亿的股息没收了23亿左右的财产。今年我一直在看一本书，读史求实，其中谈到三反五反时期，毛泽东说用极少的代价换取了很多的私人资产。又有反右，所以今天我们只好用微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还都是匿名的。大跃进是完全违背市场规律的办法，当时提出生产1074万钢，结果动员了9000万人，生产了4000万吨钢铁。现在没有了这些限制条件之后可以生产7亿吨钢，可能是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差别。

文革我们整个消灭了我们的法律，国家主席可以任意被打倒了，然后被弄死了。然后我们也没有了自己的信仰，因为我们当时的信仰是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突然发现，当我们要解放全世界2/3受苦人的时候，发现我们自己是最穷的。正因为这些改革而形成了一个共识，我们的改革是在倒逼下，就是因为文革这样三十年的倒逼机制形成了我们的一个共识，不改革就是死。

市场经济这个变化，我觉得最大是实现了人身自由。像张维迎教授在前面讲到的，我们最缺的是人身自由，比如户籍限制，我们不能动。市场经济之后我们可以跑了，取消了投机倒把，从短缺开始走向过剩。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流通，这里面包括人、资源、资金等等各种方面的条件。于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了。因此我们从市场经济看到的最大的是这样的一种变化。

从1992年到2010年我们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人均GDP的增长，邓小平当时提出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叶达到人均GDP4000美元，我们大概提前了40年，2010年实现了这个目标。这可能是邓小平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这也是市场经济导致这样的速度。如果中国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比的话，在多少年以前人们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是在市场经济之后开始进入和走向这个目标，我们大概和日本、韩国相差了30年到60年，和美国大概相差了80年以上，这样一个平衡增长的一个过程，也预示着我们未来也可以增长，但前提条件是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在实行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之后，我们的人均住房制度发生了变化，虽然我们作为开发商被称之为人民公敌，因为房价过高导致年轻人无法买房子。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城市化当中看到，如果按户籍制度来讲，农民被苦苦困死在农村。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凡是实现了人口自由迁徙权利，市场自由化程度的时候，当人身自由出现变化的时候，市场自由远远比我们高得很多。但是和韩国相比，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差别，显示的是恰恰是1990年以后或者是1992年南巡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适当地减少一点，这是拐点，拐点出现在南巡讲话之后，从人口变化可以看出来，从1995年我们的城市化率达到30%的时候，每年大概是2400万人口进城。但是事后我们国进民退之后我们就变成每年只有1200万人口进城了。在改革之前，我们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毛主席从小学六岁的孩子就去当会计等等。那时候的城市化速度是返乡，改革开放之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快速增长了，恰恰符合我们现有的经济规律。当城市化率超过30%进入70%之间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城市和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而我们国家正处在这样一个现象之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城市只有60%的可城市化率，而三四线城市和四五线城市接近30%。不是中国没有发展的动力了，而是在于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和适应中国正在发展的经济阶段。

在世界的平衡点来看，在同等的人均收入和人均GDP来看，我们和国际相比差了4到6个点，我们和国际的水平线还是差很多。这恰恰是我们可以保留未来预期发展的一个过程，只是在于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邓小平先生告诉我们，这个南巡讲话说了什么，最主要是没有阶级斗争。这在前两天在分论坛也讨论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从阶级斗争来看，恰恰是人权、自由权、产权，这也是张教授在开篇的时候提到的问题。说要走1905年的一段苏联革命的反复，还是要走直接进入1917年以后苏联直接进入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这段争论在党内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到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短暂时期，最后到解放以后又发生了变化。所以信用社的争论是我们党的进步，也是我们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经济，但现在的疑问是，我们要不要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之后，我们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贫富差别问题，环境的污染问题，社会的腐败问题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会归罪于市场经济，实际上这些是不是市场经济产生的呢，我们认为不是，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政治制度的改革滞后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比如说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央企和国企大概占全国就业人数的8%，但是分配的工资和福利占到了55%。所以是垄断造成更多的社会分配不公，有人说小资本家发财了，在座的民营家发财了，我们认为发财的话，那是因为他们用劳动和风险去获得了拥有，不代表不公平，不公平是在同样的情况下但你得到的收入比我的收入高。比如同样我们有国营私有和民营自由，加入都形成国有和民营的自由竞争，比如电信业自由竞争了，也许这个工资不是因为资源而获得的福利，这样才是公平。我们也有权钱交易等等，也导致了二元结构，就是农村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使农民无法用土地变成现金，变成进城的资本和就业的资本。

我们可以看看城市里面一个破房子，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突然他的房子从200块钱一个平米到了现在差不多12万一平米，但是农民的房子还是新房子，可能在原宅基地上新盖的房子，也仍然不值钱，就是没有办法转换二元结构，同时也导致了权利的时空。现在的腐败仍然在盛行，这个盛行的结果主要在于权利不被监督，如果把权利关进笼子里去，也许我们的民主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使监督不再仅仅依赖于举报，依赖于纪委，也许我们会获得更多的成功。

垄断也导致社会主义向权益倾斜，我们看到很多方面民众都在抱怨，包括住房制度都在抱怨。但是我们高级领导干部拥有的医疗费用的倾斜、服务及质量占的比例非常高，甚至于占了医疗经费的80%以上的比例。教育也同样，就这一系列的问题恰恰导致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市场化，医院、学校、教育等等一系列都部分实行市场化。比如说在加拿大是用社会公益的办法，比如保险基金来限制医院的收费和获取利润，甚至到导一个医生最高只能得35万加币，超过之后就是白看病不付你工资了。我们也提出环境污染，也是因为能源的垄断而形成的浪费而污染。我试图把这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为非市场化因素，也许我是错的，但恰恰是市场化因素会让这些所有的弊病都有一个限制性条件。当我们实行民主，不是因为民主会选出最优秀的领导，而是民主有纠错机制，我们认为市场化的最大功能在于拥有一个很良好的纠错机制，当你错的时候会在竞争中被淘汰，于是新的会产生。当新的产生之后会打破旧的垄断形成一个新的结构，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这十年我们看到的是国进民退，越来越多的国进民退让市场经济在萎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行政干预，甚至于发改委会找某个企业谈你的价格如何。或者看到我们的政府在操纵市场，限制价格和规定价格就是操纵市场，限定一个人只能买两斤猪肉，就是限制价格、限制市场，也变成一种政府的操纵。甚至福利分配制度，都可能因为这个而产生差别。1998年以后的市场化导致住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不是要进行保障，这个问题不需要争论，因为在联合国人权公约上，所有的政府必须确保公民的居住权利，但是居住权利在中国变成了财产权利，这种福利的分撇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倒退，便成了更加不公平的垄断性的权利造成的结果。而我们越来越看到不断加大的垄断，导致的结果就是当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最需要的是还原到南巡讲话的小平精神上，还是要发挥市场的力量。

谢谢。

主持人：谢谢任志强先生，我也特别留意了一下，在任总演讲的过程中，大屏幕微博更新的速度明显降低。大家在思考任总提供的数据和独特的见解。再次感谢任总。接下来要为我们演讲的嘉宾也经历了很多身份和角色的转换，曾经是政府的重要官员，后来又变成重要的经济学家和学者，同时又是实践的操作者。他的很多深邃的观点影响了很多人，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一创摩根CEO先生给我们带来精彩演讲，有请。

贝多广：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亚布力的论坛，而且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讲台上跟各位做一个交流。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站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的高度来建设中国证券市场。我发现我们这个论坛好像讨论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稍微少一点。但是在谈证券市场的主题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对几个经济格局变化，或者是经济趋势的变化的一个观察。第一个，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一个很深刻的变化，就是过去的发达经济国家体逐步地在降低他们的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而我们的南方国家也就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他们的地位在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当中逐步上升。从这个图表的情形来看，实际上这个趋势已经形成，而且根据预测大概在2017年，整个世界范围内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总量、GDP的总量将超过发达经济国家。

在这个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指标，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当中占的比较多的主导地位的，比如讲人口，他们肯定是第一位的，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国家都是人口大国。手机用户量这也是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指标，外汇储备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穷国的资金大量的流入富国，所以表现出来外汇储备比较多。一些大宗的材料消费，比如讲钢铁、铜的消费、碳排放，这些都是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是超过发达国家的。包括石油消费，海外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还是相对比较多的，哪些东西是相对短板的呢？我们看到的股票、债券这些所谓金融市场当中的价值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对外的投资是比较少的。在世界的500强的大公司当中占的比重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但是这个趋势我觉得是我们需要重视和关注的，也就是说世界将有深刻的变化，而且这个经济上的变化可以想像对未来整个世界的政治，地缘政治，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包括我们搞金融的人一直在探讨怎么样让中国，或者让上海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我相信在这样的大格局下可能是我们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看观察就是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已经悄悄地，但是也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就是我们惯常说的中国经济的引擎原来在沿海地带，现在已经逐步向西移了，也就是原来的东高西低现在到了东低西高，这个拐点已经出现了。最近一些经济的数据越来越证实了这么一个趋势，就是我们说的东部和西部地区的重要区市，比如成都、重庆、武汉、西安、郑州的GDP增加速度远远超过沿海地区的重要城市。这样一种变化是我们所有从事经济的人所一直憧憬的，实际上也是说中国经济当中的不平衡，地区结构的不平衡，需要进行产业的转移，过去几十年大家也提出来梯度的理论。

现在从实践上来看，这个趋势已经出现了，由此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总结三十年的经济改革的时候，有一种观点也是大家比较流行的，就是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奇迹还有没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能发展多少年？大家经常引证的案例，比如讲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多少都是三十年基本上开始往下走了。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情形，可能不能用日本、韩国这些小国来进行比较，因为实际上中国的这个国家第一人口大，第二幅员辽阔，实际上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欧洲，欧洲从西欧发达了到中欧，到现在的东欧，这个发展已经是二百年的历史了，即使这样到今天东欧也没有完全成为一个发达的经济体。所以，如果说我们中国的经济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也就是这一两天大家在这里讨论的一些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这些东西能够真正在重要落实的话，我相信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不是说三十年、六十年，可能是一百年，所以这个趋势也是我们未来要特别重视的。

第三个重要趋势，也就是我们搞金融的人所关心的，我用两个金字塔来反映中国的金融结构，这个金融结构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金融结构对我们的经济来说，我们叫喜大厌小，就是满足大中型的企业，所以我们中国的经济是正的金字塔，大量的中小型、小型或微型的企业，大家看这个图上可以反映出来，在数量上我们小型和微型企业占到了中国企业的99%，他们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占到了80%，他们的所提供的GDP占到了60%。但是给他们对应的提供金融服务，我们看到用银行贷款主要的方面来看，大概是20%，这个在2007年是20%，到了2010年这个情形发生了一个可喜的变化，就是到了24%的样子，这个结构已经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中国的金融已经从一个纯粹的讲究要做大，要为大企业服务、为中型企业服务的格局，向大小通吃，如果小企业、中型企业如果商业模式好的话，照样是可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金融机构将要发生重要的变化，这个金融结构的变化，在我来观察现在已经形成了全面社会的共识，也就是从上到下，很多领导人都在提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但是这个共识怎么转变成一个在金融结构上成熟的商业模式，这个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很难想象对于大量小型和微型企业采用社会或政府支持，或者说社会捐助模式，这些模式都不是所谓可持续的，真正能够为这些企业服务的商业金融模式必须是在商业上是可持续的模式。这种模式，我觉得坦率说我们都没有学过。我本人本科是学金融的，一直学到博士，从事的也是金融工作，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原来的老师，我们所有所关注的文献，基本上是从发达国家来的文献，基本上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的金融主要是为中小、微小的企业服务，原来的文献很少。最近几年，无论是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他们都有很多前沿的进展，无论是学术上的，还是实践上的。这些进展逐步引到中国来，我相信这在商业的实践上要做很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才能够做成功的一件事。所以这个过程现在只能说刚刚开始。

那么，在这样一个中国金融三大趋势一下再回到主题来看看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以1991年上海证券较塞的成立作为标志的话，我们开始形成以银行为主、资本市场为辅的机构。最近的一个标志性或者是里程碑式的发展，我觉得就是2009年创业板的诞生。这件事情我觉得从历史上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标志着中国的金融机构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导型的金融机构。当然这个阶段还是刚刚开始。

所谓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导型的机构，实际上是有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等。大家想象二十年前、三十年前这中间，很多机构实际上在中国是没有的，或者是形式有，实质上不发挥作用。在未来这些机构都要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真正形成一个所谓多元化的金融市场的主导型结构。

我们来看证券市场，证券市场为什么说2009年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里程碑。坦率地说，在这之前中国资本市场，我们是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国营企业，无论是从深圳到上海中小型的地方企业，到后几年央企大规模进入资本市场，实际上资本市场主要是为这个服务的。但是在2009年建立创业板以后这个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就是这个市场真正开始关注民间的情形、民营的企业、大量的中小企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分水岭”。

我们看沪深两市，从市值来算看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在1995年资本市场建立之初，我们这些最大的市值公司是什么公司呢？简单地说就是上海石化、外高桥、马钢。到了2000年，我们的那些市值最大的企业，就是浦发银行等等，曾经也是红极一时。到了2010年最大市值的企业就是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但是注意到市值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变化，是不是反映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呢，实际上反映了中国资本市场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提供服务不同类型的，越来越覆盖到整体的国有企业，但是跟经济结构没有太大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