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西方人老是盯着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是不对的

2010年11月11日 15:57凤凰网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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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比萨圣安娜高等学院教授斯蒂芬·克里根(来源：凤凰网财经)

凤凰网财经讯 2010年11月11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主办的第十七期“经济每月谈”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二楼多功能厅举行，本期主题是“国际经济失衡与汇率问题 ”。意大利比萨圣安娜高等学院教授斯蒂芬·克里根认为，西方有很多人老是盯着人民币的汇率问题，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这是不对的。

以下为斯蒂芬·克里根发言实录：

斯蒂芬·克里根:

非常感谢，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讲一讲我的一本书，刚刚结束撰写，昨天才完成。我想讲这本书的概况是怎么回事，然后谈一些政策建议，不同的政策会产生哪些影响。

斯蒂芬·克里根:

刚才河合正弘教授已经解释过了，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对于全球不平衡或者全球失衡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它到底是金融危机的原因，还是结果，这是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认为它是一个原因，有的时候人们觉得它对整个全球危机的爆发产生了很大的贡献率。我想，不管怎么说，我们必须要有一揽子政策来解决，金融危机是由美国的低储蓄率造成的，部分的低储蓄率，特别是美国的低储蓄率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就是整个金融市场的泡沫造成的。我们今天上午也讨论了，跟CCIEE同事也有这样的讨论，跟贝塔斯曼的同事也交流过，我们看到美国经常账户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赤字就已经很高了，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中国的顺差，美国依然有这个问题。当时他们谈的是日本的顺差问题，反正都是亚洲的一些国家。让我们看到美国整个经济结构性的弱点。美国经济金融的现金流，我们管它叫做书本上的经济，比如家庭的储蓄率、公司的储蓄率，政府应该进行平衡，而且政府也应该对这些不同的储蓄率、投资进行平衡。但是我们看到，八十年代的时候，美国企业的贷款越来越少，但家庭的贷款却越来越多。后来我们就看到，开始有不同来源的资本流入美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就是中国的资本也开始流入美国。几年前，当伯南克开始提出全球储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来自于亚洲，不仅来自于中国，还有来自于许多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这些亚洲国家，他们的储蓄率也造成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危机。正是由于九十年代的危机，有很多国家想要获得更多经常项目的顺差，由此他们希望来保护自己不受资本突然外流的冲击。这就导致了所谓的储蓄过度的问题。伯南克还有其他美国经济学家都说，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体，美元是唯一的最好的货币，而且美元是最为重要的储备货币，所以有很多资金到了美国，美国没有办法，只好接受这种现状，现在大家都在指责是美国造成了这场危机。

斯蒂芬·克里根:

我们只是看到了美国经济中美妙的一面。首先美国经济实际上并没有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好，在某些经济领域中，美国的经济甚至比欧盟经济还要更糟糕，比如欧洲所制造的汽车要比美国的汽车更受欢迎。这不仅是美国的经济出了问题，对于美国的货币来说，美元也是如此。欧元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货币，很明显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一些市场中，比如债券市场中，欧元的交易越来越大，甚至比美国债券市场的交易还要活跃，目前有很多欧洲交易所都非常活跃。但是欧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美元的替代品存在的，除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之外，我们还可以将欧元作为储备货币，欧洲和美国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美国有着长期的经常帐目的赤字问题，欧洲的经常项目都是比较平衡的。而中国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大。看看这张图片(见图)，美元有着非常严重的赤字，九十年代初期出现衰退的时候，美国几乎实现了平衡，很快美国又看到赤字日益上升，来自日本经常项目的顺差，还有中国，中国在2000年中期的时候，日本在2000年的时候才开始成为世界上主要项目的顺差国。蓝色是指欧元区，欧元区的经常帐目也是处于比较平衡的状态之中，经常项目是一种研究全球平衡问题的途径。这并不是最相关的一种途径，当然它是一种完全可信的，而且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解释。为什么有一些国家像中国、日本，他们的储蓄越来越多。他们过多的储蓄开始对美国经济产生了影响。资本的流入，美国的赤字以及亚洲的盈余，它们之间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如果我们在未来若干年能够实现这种动态平衡的话，也许全球的经济就可以实现再平衡。

斯蒂芬·克里根:

我们看全球的平衡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衡量，那就是外汇储备在世界外汇储备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这里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图表，大多数发达国家，像欧元区、美国或者日本，左下角是日本，这些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已经丧失了作为一种外汇储备国的地位。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有新兴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在中间，中间是亚洲，中国在这个位置，这些国家在不断地累积大量的外汇储备。不仅是中国，对于许多其他东亚经济体来说，他们外汇储备也在不断上升。为什么他们要储备外汇呢？因为中央银行在干预外汇市场的时候，他希望能够进一步实现外汇比例的稳定性。所以，他们希望能够保持自己货币的相对价值，同时也能够产生一种顺差，因为这种顺差可以作为一种突然资本外流时候的缓冲。比如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当时如果国家有大量外贸顺差，就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剂，来抵御突然的资本外逃。尤其对于那些成功的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秘诀。

斯蒂芬·克里根:

另外，央行在干预外汇市场的时候，因为他们想要最大程度的减少汇率的波动性。这两个因素非常重要，只有了解了这两个因素，我们才能了解一些亚洲国家的增长奇迹，为什么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快？这种模式我们在亚洲非常了解的，因为我们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时候经历了同样的经济奇迹，同时日本也是在那个时候经历了同样的奇迹，之后又出现了所谓的“四小龙”经济，台湾、韩国、新加坡等等“四小龙”经济在崛起，在九十年代有很多东盟国家也开始经历了经济奇迹，中国在过去的十年中也经历了这个经济奇迹。这个奇迹是基于固定汇率之上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要跟一个非常大的货币挂钩，跟一个非常大的国家的经济货币进行挂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模式，一个非常成功的秘密武器。

斯蒂芬·克里根:

我刚才说过，这种模式历史证明是很成功的。但是作为一个欧洲人，我想说的是，当我们把这个钥匙拔掉，把门关上的时候，危机会立刻影响我们。我们已经在1971年和1973年看到欧洲受到了这种影响，当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我们欧洲、日本这些国家都跟美元挂钩了，之后我们就不得不实现汇率的自由兑换，之后就出现了很大的汇率波动，而且我们也由此丧失了我们具有竞争力的汇率体制，之后我们一直都遭受了很大的重创，很多年都没有办法恢复过来。所以，我们认为在进行全球调整的时候，我们必须以一种管理很完善的方式去进行，我们不应该让市场完全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应该有非常精密的战略规划，从而为应对这些问题做好准备。

斯蒂芬·克里根:

我们有三大目标：

第一，我们需要减少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这就意味着或许美元应该进一步削弱，这对于那些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坏消息。但是美国也需要进一步纠正和改善自己国内的薄弱环节，这些薄弱环节越来越明显了。我认为奥巴马政府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措施是很重要的，而且是很正确的。在危机之后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在2008年的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很多重要的政策来刺激经济。但是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并没有像美国的选举人所设想的那样，以那么快的速度到来，因此美国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必须对经济进行重组，这最终也会要求美国进一步减少经常项目的赤字。但是我们需要给美国经济以相应的灵活度，来实现这一目标。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介绍QE2的政策。这是一个货币政策措施，致力于刺激经济的增长，它想要通过货币政策的激励机制来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它会刺激经济的增长，它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即便它有很多负面影响，就像刚才河合正弘教授介绍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因为美国经济的结构非常薄弱，在那里有很多消费品产业目前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实际上美国有很多消费品都是来自于中国，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竞争力很好，而且价格很优惠。所以，我们看到也许美国的货币刺激政策将会继续仰仗于世界其他国家表现，而且美国想要减少经常账户赤字，这就意味着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会进一步上升，也就是说美国必须要进一步控制自己国内的经济发展，就像过去一样，要采取一种持续一致的政策。

斯蒂芬·克里根: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或许我们应该建议，美国应该在美元和其他货币之间建立起一种灵活性的货币体系，这种波动性就像是一种对美国经济所覆盖的保护性的外衣一样，尤其对美国的金融市场。这将会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美国定量宽松政策的效率，同时也不会产生像河合正弘教授所描述的那种负面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美国必须首先解决自己的经常项目的赤字问题的原因。

斯蒂芬·克里根:

第二，要避免亚洲增长模式的崩溃。我们在这里提到亚洲的时候，不仅对于中国很重要，对于亚洲其他国家也很重要，因为现在东南亚地区有很多经济体，他们在供应结构方面已经息息相关了。同时，这里还映射到日本。以我们在欧洲的经验以及在日本的经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如果你能够创造一种灵活的汇率体制的话，让市场来唯一决定我们的汇率的时候，这就会使得我们的增长引擎熄火，就会使得我们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会发生故障，比如像中国所发挥的引擎作用就会熄火。现在美国对于中国有很大的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中国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货币体制。我并不同意美国这种做法，同时我觉得欧洲的领导人如果要是亦步亦趋跟随美国人的意见，而不是提出自己的一些具有创新性想法的话，我觉得这样也不好。欧洲也需要更多的像我们跟贝塔斯曼基金会开展的研究，应该多听取我们的意见。

斯蒂芬·克里根:

第三，我们应该避免所有的调整负担全部放在欧元身上。因为，如果美元通过定量宽松政策进一步疲软的话，亚洲跟美元挂钩的那些货币会遭受很大的影响，欧元、日元就会升值，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美国一半的贸易都是与亚洲国家开展的，如果我们只把这种调整的压力放在欧元身上的话，欧洲就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对于欧洲的经济发展而言，毫无疑问，这将会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一种情况。对于欧洲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亚洲来说也是如此，因为现在欧洲已经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场，欧洲跟美国相比，跟许多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已经成为了中国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场和贸易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制定一种战略，来解决经济调整过程中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从世界经济更为广泛的转型的角度来打量这个问题，实际上世界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全球化带来了世界劳动力供应更为多变、更具有不确定性，现在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就是劳动力的无限供应。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和融入世界市场，这会成为一个日益明显的现象。我们知道中国劳动力要低于全球劳动力成本的25%，或许现在中国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在2015年之后这种上升的趋势会停止，但是直到2015年之前，中国仍然会成为世界工资增长的一个主要经历国，不仅中国的工资需要进一步增长，而且中国向美洲和欧洲出口的商品，也会对美国和欧洲的工资增长带来压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劳动力市场发展在世界范围之内，尤其由于中国的加入，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我们需要在世界范围之内建立更高的劳动力成本模式，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国会成为新的全球的增长极。这是我们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在过去非常奏效，但是它有两个基石，一是有非常稳定的、竞争力的汇率。二是汇率的低波动，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或者带来都是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斯蒂芬·克里根:

这是人民币兑美元、兑日元的走势，它跟美元挂钩之后一直都非常稳定，跟欧元和日元，人民币和它们的汇率波动性更大，日元也是比较稳定的，它比美元要稳定一些，比欧洲一些货币也要稳定。这种低的波动性，如何评估这样一个波动性？从2000年到2005年到2008年，最大的波动来自日元，日元兑欧元，对于投资、对于贸易，都有相应的措施，这是在中国，还有其他国家在贸易方面会受到波动性的影响。美国的投资者反而会从中受益。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如何减少这样的障碍，进而让欧洲、亚洲和日本有更高的融合性。其实谈到汇率的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进出口起的作用可能更大一些，比如中国对欧洲的出口，整个汇率的相关系数会对整个贸易产生相应的影响。在欧洲、全球经济都需要中国有这样一个很大的发展，这是世界经济的要求。实际上我们中国的发展，不管是人民币也好、欧元也好，它做这样的升值，中国强劲的增长是可以弥补那方面的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人说中国操纵货币来获得相应的收益，这其实是不对的。还有人说中国应该把人民币重新再估值一下，重新进行价值的评估，实际上中国人民币也面临这样一个升值的压力，中国人民币其实也在慢慢的升值。

斯蒂芬·克里根:

在我的书里提了另外一个建议，我们来分享全球调整所带来的负担。美国、日本，我们已经有非常成熟、非常发达的经济，同时我们让这些新兴的亚洲经济赶上，怎么做呢？我们要做一个转变，比如美元、日元和欧元是全球的储备货币，因为欧元有很多伙伴，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外商投资伙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个篮子里面要装着日元、美元和欧元。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在相应的一段时间内，让美元来去自由，然后我们进行这样的调整。整个欧元区和日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合作，来减少整个汇率方面的波动，同时它可以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这样对于投资会非常有帮助。日本应该作为外资直接投资在亚洲的贡献者，它应该是直接的投资者。我们现在面临一些压力，在过去我们也有一些贸易的顺差，同时储备货币的管理非常重要。我们知道亚洲顺差的国家，应该有一个让他们自己的储备放在欧洲和日本，放在这里面可能会更好一些。同时可以进行每天的日常管理，同时我们要把外汇储备进一步多样化。这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需要做到的。特别是我们应该对于日元和欧元的储备更多一些。同时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好处出来，会激励亚洲和欧洲的金融市场，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从政治层面来讲，欧元和日元可以接受这样一个具有竞争性的汇率。比如我们在后续的时间里，可以通过对于外汇储备多元化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满足我们国家的内需，特别是在日本、欧洲国内解决他的内需。

斯蒂芬·克里根:

这个篮子里一开始只有欧元、日元，现在美国需要进行调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可以有其他的货币放到这个篮子里来，再过一段时间，我们还可以把美元拿进来，人民币也可以进来，在国际储备货币这块我们会有更多的货币形式出来，这样可以增加整个经济的稳定性。在过去一天里，我们一直在考虑不同的国际货币的概念，实际上SDR特别提款权，我们可以把两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在某一个契合点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再看看我们整个政策的层面上如何影响，就是看看我们应该做什么，这其实是一个政治的决定，影响金融的市场。对于亚洲国家，单边的跟美元挂钩或者跟欧元挂钩，需要保持稳定，在这个篮子里要保持整个汇率的稳定才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同时我们还需要能够在G20峰会上进行这样的讨论，如何协调、如何协作，我觉得我们的底线是必须要能够减少G4，中国、日本、美国、欧洲，就把G20变成了G4，还可以进行欧洲、亚洲之间的对话等等。在亚洲，有些人可能奇怪有些政府为什么不作为。

斯蒂芬·克里根:

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研究的成果。我昨天晚上从我的研究机构得来的资料，我们估计了ULC的成本，我们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图表，这是我同事早上给我发过来的。这个蓝线是ULC，中国劳动力成本，跟欧元区进行对比之后，做了这样一个分析，我们看到在制造业这一块，中国劳动力成本是怎么样的。在1985年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下降，可能跟单边挂钩、跟美元挂钩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果我们看一下最近的十年，蓝色的线一直在红线之上，这个红线表示的是平衡，这是全球平衡的ULC，也就是单位劳动力成本，比如中国、欧元区等等。黑色的线是一样的，因为有不同的经济体，我们再看看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对于市场经济应该有一个跟新兴经济之间进行可比性的协调，在低收入国家，必须要有一个低的ULC，这样它才能抵消资本的价值。所以，中国的平衡要低一些，红线在最底部，蓝线是实际的水平，它比红线要高。人民币实际上被高估的价值，特别是跟整个平衡对比来讲它被高估了，这是有ULC的概念来解释人民币本身的估值。如果中国有资本的生产率在欧元区，这个平衡可能变成在绿线这一块，通货膨胀率考虑进去也是一样的。在整个资本生产率来讲，它需要让人民币必须有一个低的利率或者低的估值才可以，否则就不可能有这样一个资本的投资回报，还有资本流的注入等等，还有一些出口企业都会受到影响。这是我们最新研究的成果，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来考虑，来讨论人民币升值或者怎么样，实际上它是正相反的结果，这样对我们如何管理全球的经济会有更多的启示。

斯蒂芬·克里根:

我们需要有非常快的、好的经济发展，就能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