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9月11日 15:22凤凰网财经【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Lo：赵先生是不是在这里面有一些牺牲或者是获取的交易呢？

赵晓宇：我刚才听了大家的说法，我们刚才提到了谁超过谁、什么时候的问题。我并不认为这个是重要的，正如刚才大使先生所讲。我们并不应该关注结果，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这样一个过程。在过程中重要的是什么呢？应该是一个共赢的、双赢的解决方案。并不是说一个人赢了而其他人付出很大的成本或者是支付很高的价格。我们如何能保证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将取决于基础设施、贸易制度和金融的基础设施等等。包括地区内的合作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所有的这些游戏中最关键的是共赢的解决方案。要通过一个共同的、大家都能接受的国家或者说是一个基础设施，这是重要的，而不是说谁要成为世界第一。对于我来讲，我至少是这么认为的。

Lo：我想说中国试图参与全球化的问题，中国很快地成为了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它的外汇储备也非常多，它能够买其他国家的公司，升级他们的技能等等。曹先生，您的公司3/4的业务都是汽车玻璃，您的业务主要是在国内，但是现代汽车业是越来越全球化的，您在考虑走向国际方面是怎样做的？过去的五年您做了哪些事情？

比如说中国的公司前几年买了一些美国的公司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对这些您是怎么考虑的？

[Cho Tak Wong：谢谢你，我对你刚才讲的几个问题，我的思考是这样的：

第一，中国外汇储备超过2万亿的问题，我不认为中国人富了，因为外汇储备真正界定的意义，经常性贸易往来是以这个为定义的。这个事情一大部分还不算是中国很富。

第二，就是中国占有资源的问题，应该说中国的企业大多数做的产品还是买到国外。其实能耗是很大的。像钢铁铁矿石进来我们的钢铁出口，实际上是在这里加工的。这说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需求，中国替他生产，在哪里生产是一个问题。作为我的汽车玻璃，我是很现实的，我是企业家。我今天产量的40%在出口。全世界的汽车厂都是我的客户，包括通用、福特、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丰田，我都是它的供应商。我在国外美国、德国、巴西、澳大利亚、韩国、日本都有服务机构。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的玻璃里40%的材料和部件需要进口中国最落后的是装备材料和应用材料。我们中国必须要进口。中国70%的汽车玻璃是我做的，我应该负责任地当好汽车工业的配角，服务好中国汽车工业，就应该在进出口平衡上寻求解决的办法。

你问我会不会在国际上设工厂在那边投资。这还没有考虑。因为我认为我的同行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我们参与国际上的竞争，只是他们的配角，不应该喧宾夺主占了他们的主导地位。我也会经常拜访我们同行的老板们，对他们的态度表示尊重，我们从晚辈的角度应该尊重他们。前两年PCW拜访我们的时候，说到了PPG(音)我说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我会竞争，如果被我拿来了订单，就说明你们的管理需要进一步改进。竞争在我的心目中是友好的，应该平等地做这样的事情。因此我在国际上没有设厂的计划。

Lo：您提到了PPG，是匹兹堡的某集团。李稻葵先生，您还记得日本模式和韩国模式，这两个经济体都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他们做得非常好，他们是什么东西都要进口的。比如说在矿石和原材料等方面，但他们是电子产品和钢铁生产的领先者。这样一个模式是不是也适用于中国？中国是不是也是混合型的模式？当然这方面有很多的讨论了，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什么是最优的模式？

李稻葵：我想至今为止，中国一直是无意识地追随了日本和韩国的发展模式。但是大多数的中国人都非常清楚我们必须要变革。金融危机非常明确地表明，中国必须要采取新的经济增长的道路。新旧道路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越来越需要依靠国内的消费。国内的消费应该是中国未来的增长最根本的驱动力。但是，如果刺激国内的需求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收入。中国私人家庭在GDP中的收入比例应该增加，但是现在这个比例在下降，有很多的原因我在这里没法儿说了。首先是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超过了工资的增长，所以家庭收入在GDP中的比例在下降，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高比例。当然这需要时间和全球经济增长的模式。不管是日本、美国还是欧洲。在经济增长中他们应该有一个持续的时机。有一段时间工资收入在增长之前都会下降，这方面我们有什么政策的选择呢？我想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由中央政府来花更多的钱，比如说通过减税、直接的税收的补贴来提高家庭的收入，同时需要造成一些中央财政的赤字，这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的融资跟美欧是不一样的。中国政府有很多国有的资产。在我看来国有资产长期来讲必须是削减的。中国未来五年有了赤字就可以买一部分国有资本。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现实和实际的办法，在未来提高消费。

Lo：李先生提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财政融资方面的区别，这是一个很短的讨论，只有三天的时间我们在大连开这个会。但有一些批评的意见。特别是雷曼兄弟倒台以后，这种批评的意见重新影响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影响了财政的包括金融的发展。我们听说华尔街给高管发了很高的工资，您现在已经当了大使三个星期了，您面临哪些问题呢？

Huntsman：我想应该发出一些信号。但我们需要吸取经验教训。在美国、在中国都要有对伦理和道德方面应该加强的方面。比如说公司的责任等等。我们看到根本的一些驱动力，比如说在华尔街的一些金融欺诈，那些动机，他们所组建的金融的工具。这对于任何的谨慎的经济学家来讲都是不能赞成的。你必须得说伦理和道德也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一部分。这和重建经济是相关的。我们要从下到上来重建，这个李稻葵先生刚才说得非常中肯，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他想任何竞争的职位我都会投李先生的票。他非常清楚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也就是说中国未来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如果看看未来的话，看一下太平洋的两岸未来的发展，因为对我们来说形势都是全新的。这是我们过去未曾涉及的领域，有几方面的进展对中美两国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任何一个规则手册可以告诉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首先我们看到信息革命在继续推进。而且中国跟30年先是非常不一样的。通讯革命发生影响的领域将涉及政治、消费者行为以及各方面的领域。中国有3.5亿网民，6000万到7000万的博客人。就我的记忆而言，我们和中国的高层领导坐在一起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不断地告诉我们，他们越来越多的决策是基于他们听到的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样的进展和变化会继续地深化。对这样的变化没有人知道会怎么样。

Huntsman：第二个是能源革命，这在美国也发生，这是我们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我们的建筑、交通运输方方面面都会产生巨大的深远的影响。比如说几周前我坐飞机飞到四川，在飞机起飞已经我看到了大量的可再生能源的厂房项目在地上。我们现在看到中国非常注重可再生能源的领域。

第三是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我们看到美国医改的推进举步维艰。我做州长的时候我们也想改善本周的医疗体制。在一个有内需推动的经济体中会发生什么？我们必须要解决社会安全网的问题，要让全社会的人们放弃一些储蓄，通过保险改革和医改来达到这样的目的等等。所以说，在医改方面有一个实际的领域，另外就是个人化的发展，比如说生物医疗。在人类历史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做到像今天这样，我们能在很多的情况下根治癌症、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这是非常强大的进展动力。今后的几年中这方面的发展会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都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彼此进行合作？合作的程度将会对全球经济的走向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是谁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确保能够造福于所有的人，造福于所有人共同的福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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