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平行会议:全球复苏的未来步骤(实录)(2)

2009年09月12日 18:07凤凰网财经 】 【打印共有评论0

亚洲经济做好准备还是没有做好准备?很难改变国家经济的重点。

Nik Gowing:亚洲经济是否对今后西方国家提高储蓄、降低消费做准备?

刘积仁:我们仍然需要长时间做好这种准备,中国人喜欢储蓄,不喜欢过多的开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所有人都希望存钱,为他自己和为下一代存钱。因此,他们真正要依赖于国家政府的刺激政策还不够。因此,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创造新的消费,它不仅仅是像传统买东西的方式,要新一代中产阶级可能不断成长,数量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应该知道如何来推动创新,推动新的消费,这是最好的方法,这样人们可以获得更好的工作,这是我们改变模式的一种方式。

嘉宾:在美国有9万亿赤字,我们在想他们是否准备好了,如何来找到钱。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是一个排他性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说每一个人花钱就可以进行融资。这是第一次,我们不是简单的从孩子那儿借钱,现在我们是从我们的孙子那儿借钱了。因此,我们要到他们那儿,而且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能还给他们什么呢?我们必须采取不同的做法,也许并不是说管它叫做全球化就可以了。世界各地都有品牌,都在竞争,而且我们这个世界上都有消费不平衡和储蓄不平衡,这些是以前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最好自己要做好准备,应对新的选择。这些选择不仅仅会发生,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现在有三个标准:信心、透明、创新。

Nik Gowing:赵先生,亚洲经济是否准备好了降低储蓄刺激消费?

赵令欢:我们没有做好准备,还将继续下去,危机只是一个警告而已。以前的模式,像西方消费、东方制造的模式,到银行借钱,这种模式是不能持久的。像这次中国不能够再出口,因此解决办法就是内部的改革、内部的调整。因此,最容易的解决办法我想就是要提高社保制度。因此,我们利用这种储蓄,同时还有财富的分配、平衡。因此,每个人不仅仅要创造财富,我们还要观察生存的趋势,要关注整个中国人的生活质量。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危机使我们特别是政府注意到这些问题,而且已经采取了初步的措施。

嘉宾:很多人都在失去工作,不仅是我国,其它国家也是这样,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他们工作的企业裁员,而且确实影响了他们的消费。下一阶段我们还应该更多地讨论创新的问题。

Nik Gowing:您是否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Sultan Al Essa:亚洲经济总的来说是出口型经济,而且今后出口能否恢复。

Sultan Al Essa:我想亚洲经济总的来说是出口型经济,我想今后出口是否可以恢复这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而且今后我们看一下钢铁行业,中国的产能过剩,那么消费不太容易,我想政府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来促进国内的需求,除了基础设施还要在可持续的基础设施上继续投入。

赵令欢:危机对西方和对东方,对于新兴市场像中国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自经济改革一直发展非常快,在快速发展中进行结构改革,但是从社会需求来说,福利、保障,这是第一次成为了大家思考的中心,特别是政府议程上。因此,我认为新兴市场,特别是像中国,这也是第一次,这些东西已经成为一些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本身也确实需要发展,可以作为指导政策的基础。

Verwaayen: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十年、二十年以后,肯定会有监管和其它问题。但是我们看看整个社会,我们并没有一种协调全球性的措施。在国际劳工组织,对社会保护方面,成本非常高。G20的资金,还有气候变化方面的资金,如果真正想做的话,还可以做的。但是最终社会保护方面,可以给他们提供稳定的工资提供支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要求,就不会有相应的发展。因此,对于不断提高现有人的技能,对所有各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样。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有这样的退休金,还有来自一些工人的收入,我们要有医疗制度,这些都是一些巨大的挑战。如果不能把所有这些环境真正的了解,我们肯定会遇到问题。当然技术是重要的,还有资金,所有这些都要寻求一个新的体制,促进未来经济的稳定。

Verwaayen:现在是一个系统的分析,要分析到底哪个地方出现了毛病。现在很清楚,我们现在的机构以及我们现在的公司结构不可能帮助我们吸收1亿失业人,我们必须找不同的模式,重点放在不同的地方。信心的问题、透明度的问题,还有创新,创新不是技术,创新本身就是你怎么样决策,你怎么样创建自己的经济,怎么打造全球经济的关系。

提问:我来自美国,我们现在应该进一步把人和社会资本的因素考虑进去,把它作为衡量问题的基础。 我们要怎么样衡量经济的发展,还有各种战略的发展问题,还有很多人的因素,也应该把它纳入到衡量的指标中。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稳定性,我们认为这些因素也可以促使我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Nik Gowing:政府和企业怎样满足日益提高人们对绿色经济和后碳经济的期待?

Sultan Al Essa:很多国家监管都朝这个方面做制定,有很多公司做好了准备,应对这些不同的变化。很多国家的政府进行了投资,投资技术的发展,各种技术通过催化和孵化器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还找到一些新的业务模型,帮助解决我们即将到来的一些问题。例如现在在中东地区,50%的人口都是在50岁以下,他们还需要一些工作机会,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还有很多国家,例如韩国、中国这样的国家,他们也进一步在这个领域加强合作。这样我们花的资金来促进这种新的发展,将可以帮助我们共享技术。

Verwaayen:全球经济游戏规则是环境的问题,还有公司治理的问题,将继续由各国的一些政府还有很多机构共同来确定。不管是多哈、哥本哈根的会议,很多人表示乐观的态度。我们都在等着多边主义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我们现在还在等待。各个国家还有工业行业界的人能做一些贡献,我们确实有能力可以给全球环境的基础上开展我们的工作,作为托管人的角色开展一些工作

第二个挑战是我们需要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共同地不应该用一刀切来解决绿色的问题。

现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实际上我们不能给它做保险。我们曾经犯过一些错误,传统的人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

Nik Gowing:我想请Burrow讲讲各国政府怎么满足需求。

Burrow:这不是一个期待,这是一个必要性,要求我们朝着绿色革命、绿色经济转轨,确实也有很多绿色工业机会。现在有5700万工作机会失去了,还会有很多人的工作生活水平是每天不足2美元或者2.5美元。现在确实有一个新的机会,在任何地方都有创造工业机会的可能性,比如服务业等等,但是实际上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全球都要做得非常好,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会有机会。同时我们需要拿出政治意愿,哥本哈根是一个大事,我们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重要的是共同融资,共同分享资金,为穷国来应对风险。同时还有很多税务分摊的问题。我只讲一个备选方案,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印度,因为印度现在有4亿人没有电,如果我们有再生能源给印度,那将有很多就业机会,在非洲、拉美都会有这样的机会,这样有很多高附加值地区都可以获得这样的机会得到发展基础设施,能源重新改造,还有再生能源的发展,改变过去我们资源使用的方式,就可以获得很多,还有很多其它连带的服务行业。现在我们离哥本哈根大会还有95天时间,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做了很多努力,确实有很多挑战。这些都是世界领袖应该应对挑战,必须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解决经济危机,为国际经济做一些措施。

Nik Gowing:我们不能再就哥本哈根进行讨论,我们再等一等。大家有没有其它问题?也就是政府和企业怎么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对绿色经济的需求?

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期待?大家有没有疑虑?现在我们的势头仍然很大、很强,关键的问题,两天前温家宝总理已经讲到这个问题。

赵令欢:我们确实应该确定一个非常现实可行的可以期待的目标。今天我们讲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把一些穷国的希望也包括进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衡量发展的目标。因此,必须要平衡发展才能获得成功。

Nik Gowing: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共同一致的观点?

Burrow: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但是现在有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是政治意愿,必须要有政府意愿,接受自己的职责,同时要筹措资金,挪威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以挪威的建议作为基础,进一步募集资金帮助各国。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再搞5到10年,超过20年,企业界确实有这样的意愿,我们现在必须要让我们的政治家们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Verwaayen: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有很多词可以解释。到底什么是成功?要有一个清楚的定义。第二世界上最大、追强的国家,最强的人就是有需求的消费者,他们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我想让消费者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政治家们把消费者看成是公民、选民,企业把他们看成是消费者,因此他们的声音是非常清楚的。首先在哥本哈根,还有多哈,都需要他们的声音,不再相互勾心斗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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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编辑: wang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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