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钢周冠五：国企承包制改革先驱

周冠五

1979年，作家蒋子龙发表了小说《乔厂长上任记》。

小说里，机电厂新任厂长乔光朴，对全厂近万名职工进行大考核，把不称职人员撤离岗位，使生产局面迅速改观。但在他进行改革的同时，也遭到了各种阻挠，一度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然而，在领导和群众支持下，他对改革依然充满信心。

小说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乔厂长”一时间成为“英雄”的代名词。

绝非巧合。那一年，和“乔厂长”一样，打破禁锢、推行改革的企业家，并不仅仅存在于小说中。

当年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等6个单位联合发文。确定京津沪8家大型国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改革。首都钢铁公司，成为其中之一。

厂长无权

请缨改革

首钢退休职工陈生志告诉记者，首钢当时是主动申请参加第一次国企改革试点的。

他回忆，在此之前的首钢，虽然厂区很大，但实际规模很小，只有一个炼钢的高炉。

另一位首钢退休职工张积武也说，那个时候首钢效益不是很好，国家下达多少任务就生产多少，企业没有额外自主获取利润的权力，工人的积极性也不高。

而为了企业发展、对于企业自主权的追求，在当时的首钢领导层，更为迫切。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时任首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周冠五，虽然管理20万职工，但他却没有权力签字改造一个厕所。

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陶友之，曾对国企扩权改革进行专题研究。他认为，当时周冠五“没权改造厕所”的说法，“很有可能”。

他介绍，没有扩大自主经营权之前，国企的厂长实际上只是一个车间主任，完全听国家的，企业的生产销售都是国家计划好，按部就班地做就可以了。就算要盖一个厕所，也要国家的计划中有专项的使用资金才能去盖。

1978年10月开始，四川省率先对省内部分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

1979年初，敏锐的周冠五亲自组织报告，送交北京市和冶金部领导，主动请缨，争当改革试点单位。

当年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六部门联合发出通知，确定京津沪8个企业为国企改革试点，周冠五的申请，成功了。

两个月不到，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一口气印发五个文件，对扩权予以明确，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在利润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二是在权力分配上，给企业以一定的生产计划、产品购销，资金运用、干部任免、职工录用等方面的权力。

周冠五的改革，有了“尚方宝剑”。

“三个百分之百”

员工爱恨交加

周冠五推出的第一项改革举措，便令当时的许多员工“爱恨交加”。

他迅速推行“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

“新的制度实施后，大家的奖金扣得比较厉害。”陈生志说。

张积武透露，当时推行的岗位责任制“太严了”。比如说迟到一分钟，或者在车间不戴安全帽，都会被扣奖金。一般的违规最少扣罚一个月的奖金，严重的则要罚去三个月甚至更多的奖金。

此外，最严重者，还会被降职、撤职。

尽管有个别员工抱怨，但这项政策的最终结果“很成功”。据首钢石钢铸造厂原总工程师高伯聪回忆，这种责任、考核，奖惩三者结合一体的管理方式，使首钢的生产和工作秩序很快恢复。

此外，周冠五还集中所有大修基金，来修建首钢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二高炉。1979年12月15日，一座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二高炉顺利投产，并且不到一年半就收回了全部投资。

“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计划经济时代"，专项基金必须专项使用，就算账面上有钱，没有计划，根本不能动用。”陶友之称。

改革的前三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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