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钢周冠五：国企承包制改革先驱(2)

利润包干被逼出来的方案

“承包制”，是首钢获得企业自主权后，实行的另一项政策。说起来，这项政策的推出，有些“被逼无奈”。

1981年，国家对钢铁限产，首钢的减产任务是36万吨，占上一年度总产钢量的9%.然而几乎同时，北京市政府又下达了指令：由于政府财政紧张，作为北京市工业企业的“带头兵”，首钢当年的上缴利润要力保达到2.7亿。

周冠五拿着纸和笔算给市长听，“把首钢的全部家底都抖出来，满打满算利润最多2.65亿元，都缴上去了，企业留成一分钱没有，职工的福利更飞到天上去了”。可是，市领导也很坦白地说，要保证北京市的财政收支，必须完成2.7亿的上缴利润。

无奈之下，周冠五提出了“利润包干”，即在保证完成2.7亿元利润上缴的前提下，超额的利润由首钢按4∶3∶3比例(40%用于生产发展；30%用于职工集体福利；30%用于工资奖励)自主分配使用。

高伯聪说，“利润包干”方案提出后，得到了上级部门的同意。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减产增收运动展开了，职工们一方面增加工作效率提高产量，另一方面，也为了节约每一滴油、每一把棉丝而努力。

当年，首钢的利润达到了3.1649亿元。在上缴2.7亿元后，首钢第一次有了可以自主支配的4000多万元。

尝到了甜头的首钢，随即在“利润包干”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利润递增包干”的新的承包方案：以1981年上缴利润2.7亿元为基数，每年递增7.2%上缴国家，超额归首钢。超额部分按照60%用于生产发展、20%用于职工集体福利、20%用于工资奖励的方式，自主分配使用。

这一方案，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准。

对此，高伯聪认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的突破和改革。”从此，首钢由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一个小有自主权的生产厂，转变为相对独立、有一定生产经营自主权的企业。

苛刻追效率

周冠五被贴小字条

和“三个百分之百”的政策一样，承包制度，在当时，同样遭到了部分员工的不理解。

陈生志回忆，当时首钢推行了一个口号：“承包为本”，“完全是追求纯粹的效益”。

张积武介绍，那时候，首钢的干部每天都要写工作日记，每天给自己打分，每月还要填考核表。而每个工人岗位都要签承诺书，保证达到一定的生产量、质量，有一项没达标的就要扣奖金。

“工人都没日没夜的干活，工作下班都不按正点”，陈生志说，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他很羡慕附近石景山塑料八厂的口号“以人为本”。

周冠五对于效率的苛刻追求，也为部分员工所诟病。

陈生志叙述了当年发生的一件事：有一个司机给周冠五家送东西，本来应该是6个小时的运程，为了提高效率，被要求4小时送达。结果司机为了赶时间，路上出了状况。周冠五知道了之后，又把这个司机的当月奖金给扣除了。理由是“叫你加快速度，没让你出差错。”从大锅饭中刚刚走出来的职工们，显然还不适应这种“苛刻”的制度。“那时候有不少人反对他的做法，但也都是私底下的。”陈生志说，在古城二小的巷子口，曾经看见有人贴小纸条骂他，说他太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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