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兵临城下银行家称中国当用好拖字诀应对升值压力(3)

2010年11月09日 16:19环球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本轮美国“货币战”的本质特征

在确立我们的应对策略之前，一定要认清本轮美国挑起的货币战的本质特征，其核心有四个方面：

第一，确立美国的过渡模式。

由于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消费金融模式，美国的过渡模式只能是通过增加出口，增加实体产业投资，从而增加就业机会，增加民众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奥巴马新政”阐述的要在五年内实现出口翻一番的目标，就是其内涵的最好诠释。

第二，调整金融要素价格。

只有通过调整金融要素价格(主要是汇率和利率)，才能使生产要素价格迅速改变，实现过渡模式目标。而对当前的美国来说，在金融要素价格中，汇率的作用远大于利率，利率政策的运用正是为了呼应汇率政策，较低的资金利率更容易推动汇率贬值。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推低利率、形成汇率贬值预期，配合美元贬值策略。

第三，汇率战争针对全球。

在浮动汇率体系中，只针对一、两个货币贬值，则会因为汇率交叉换算而最终削弱贬值效果(如美元对日元贬值，如对欧元汇率保持不动的话，一旦欧元对日元升值，相应美元兑日元经折算的汇率就会上升，则美元贬值效果失效)，因此，美国只有对全球主要货币，至少是美国主要出口目的地国家的货币进行贬值，才能达到其初衷。在美国出口目的地国家排序中，加拿大、墨西哥、日本、中国、英国分列前五；6至10名中，属于欧元区的有德国和法国，因此这些国家所属的货币，将成为贬值的重点对象。

这其中，人民币注定会遭遇“特殊对待”。一是因为欧日等发达国家同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受重创者，本国消费需求已经减弱，即使通过汇率手段调节，短期内也不会产生对美国进口的过大需求。而中国在本轮危机中一枝独秀，且进口量持续攀升，只有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才能尽快解决问题。二是因为中国实施的是固定汇率机制，不易为美国通过经济手段所操纵，需要通过政治手段来胁迫。

第四，美元贬值是一种中短期行为。

美元贬值只是服务于过渡模式的确立，不会持久。美国最终会回到危机前的旧有模式上去，即一方面通过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掌控，使得国际资本源源不断流向美国，另一方面通过消费金融模式，将国际资本转化为本国居民的消费性支出，购买全球商品进行消费。而美元如果持续贬值，则这一旧有模式将不可持续。一是因为美元贬值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攀升，导致贸易项下逆差过大，一旦超出资本项下的顺差(国际资本流入额)所能支撑的范围，此模式便破产。二是因为美元持续贬值，会使全球降低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中的占比，降低在金融交易中的占比，降低美元的国际地位，从而导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减少，此模式也将破产。

因此，一旦美国旧有模式所要求的条件恢复，美元贬值行为将中止。这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国际金融市场企稳，又可以为消费金融机构融资(当然会伴随着新的金融行为创新)，二是美国居民的借贷条件改善，基本能配合金融机构的要求。

中国的应对之策

现在美国已经亮出底牌并开始实施，对中国而言，除了积极应战，别无他法。应对之策必然是对照其本质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回击。

第一，运用好“拖”字诀。

由于本轮美国货币战的目的是建立其过渡模式，并会逐步恢复到旧有模式上去，因此具有鲜明的时效性，以其旧有模式恢复所要求的两个条件来看，时间不会太久。

从国际金融市场来看，大的震荡已经过去，流动性风险基本解除，金融机构的资金量重现宽松之态，资本(股市和债市)市场融资功能迅速恢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基本稳定。主要的新监管制度，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三)和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都已明朗，金融机构已经可以在既定的监管条件下重新调整经营策略。

从美国国内消费金融市场来看，美国的楼市基本企稳，新开工量和交易量都在回升，汽车按揭和信用卡贷款的不良率也在好转。尤其是美国的失业率在达到10%以后，没有进一步恶化，且已经在向着好的方向转化，消费金融所要求的必备条件正在恢复。

基于此种判断，时间成为最重要的变量。美国的战略方向随时会发生转变。中美关系是最典型的“相反相成”的关系，会长期处于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的进程当中。因此，当前运用好“拖”字诀最为重要。

一方面，我们何时(至少国力未完全匹配前)都不能主动地成为美国明确的“头号对手”，需要与美国提出的明确而具体的要求相周旋；另一方面，也不能轻率地对我们的既定方针做出结构性的重大调整，否则一旦外界条件发生变化时，我们今天“下得过实”的棋局会带来长久的被动。

具体落实到汇率政策上，一是应该坚持我们的主动、渐进、可控的汇改方针，在美国政府和国会的舆论达到顶点时就适当调整一下，在处于各方所能容忍的限度内时，就盘整一下，不温不火、气定神闲。二是决不急于对汇率制度和外汇管制政策作大的结构性的调整，决不能一次性大幅升值，更不能承诺放弃对汇率和外汇流动的管制。在美国没有调整到位前，国际间各种经济、金融、政治的关系都是不稳定的，都应在互动中微调，而不是单方面结构性改变。

应该承认，人民币小幅升值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也是较大的，会导致境外投机性资金的持续流入。但是，相对于一次性大幅升值，对社会的震荡要小，同时也存在小幅升值与贬值交替进行的可能，技术上具有与投机资金周旋的空间。

货币升值几乎是金融领域最重要的事情，凡大的改革事件，时机最为重要。无疑，当美国情况企稳重回旧有模式时，美元将步入升值通道，届时才是人民币放开管制进行一系列改革的最佳时机。当前，最重要的是忍耐。

第二，运用好“合”字诀。

大国生于天地间，法无定法、纵横捭阖，唱好合纵连横的大戏，自然进退有余。本轮美国的货币战针对全球，尤其涉及到其亲密盟友欧洲、日本、加拿大等，相应地留给中国的回旋余地就比较大。当前在货币合作上，我们有三个方向可以主动把握：

一是强化与欧元区的合作，支持欧元。

美国对欧元的态度注定会反复无常。一方面担心欧元强大，威胁美元霸主地位，减少国际资本对美国的依赖，因而希望欧元区震荡，欧元贬值；另一方面又担心欧元贬值，会影响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欧美产品的同质化较强，如果欧元相对贬值，国际采购必然偏向欧洲产品，必然导致美国的出口倍增计划受阻。当前欧元区震荡的背后有着太多美国的身影(评级机构、学术机构、IMF等)，因此，欧盟无法就稳定欧元与美国展开实质的合作。这也恰恰为我们留出了合作空间。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欧元，一方面，高调参与欧洲主权债券的发行，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欧洲货币基金(EMF)的组建，共同构建欧元救助机制。

二是强化与日本的合作，探讨“亚元”。

今年以来日元兑美元已升值12%以上，日本企业苦不堪言。但对于政治、国防完全依赖于美国，且主流民意仍崇尚美国文化的当今日本而言，只能选择默默忍受。日本民主党前党首鸠山由纪夫所倡导的“脱美入亚”政策虽是昙花一现，却也反映出日本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现状的强烈忧虑。日元始终没有完成国际化的战略，虽早已经自由流通和兑换，却始终无法成为国际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和外汇储备的主要计价货币，仍只是美元区的一个附庸。在亚洲，尤其是“东盟10+3”范围内，形成一个独立的货币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日本曾对“亚元”做过很多研究，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提出过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建议，但因美国强烈反对无疾而终。随着中国人民币的崛起，日元在亚洲已经出现被边缘化的倾向。亚洲与欧洲的文化、经济背景完全不同，“亚元”成为亚洲货币区惟一货币的可能性非常小，但尽管如此，能否参与探讨“亚元”仍是一个国家货币地位的象征。如果在“东盟10+3”范围内讨论建立货币区，而日本却被排斥在外的话，那将是日本无法承受的。我国可以考虑由民间(如政府出面，美国会直接阻止)发起“亚元”论坛，并主动邀请日本(当然还有其他国家)参加，创造中日货币联盟的概念，以此分化日本追随美国迫我升值的力量。

此外，还可考虑中日之间直接以本国货币作为清算货币，并阶段性锁定人民币与日元的汇率。此举对于当前难遏日元升势的日本来说，不啻于一根救命稻草，必将大大瓦解来自日本方面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三是强化与俄罗斯的合作。

俄罗斯代表石油国家，但其不像中东那样已完全为美国所控制，独立性较强，而且其对中亚石油走廊国家有较强的影响力。因此，强化与俄罗斯的金融合作，会直接削弱美元在石油交易上的垄断地位，直接威胁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而俄罗斯也有着货币独立的强烈愿望，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已两次倡议召开了圣彼得堡论坛，探讨区域货币合作。我国应加快与俄罗斯签订货币互换及石油等大宗贸易往来以本币计价的协议，并在与中亚、中东的类似合作方面释放谈判的信号，以此牵制美国迫我升值的气焰。

第三，运用好“推”字诀。

所谓“推”字诀，即指加快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随着美元的贬值，东盟国家的货币普遍处于升值状态，对这些出口导向的中小国家而言，压力巨大。而东盟相当部分出口是对着中国，其产品出口到中国加工集成后，再转出口到美、欧。以人民币作为东盟与中国之间的清算货币，对减少其汇兑损失意义重大。此外，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企稳，国际游资开始大举进入香港、新加坡等亚洲金融中心，并开始大举购买人民币以及人民币计价产品，人民币在资本市场开始受到追捧。如果说去年我们所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更像是中国的独角戏的话，那么，今天人民币的国际化则开始变成众人参与的交响乐章。此时，我们应把握好节奏，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纳入到中美货币战的总体部署中来。

一方面，在人民币国际化的众多方向与内容上，我们应优先选择对美国威胁较大的加以推动。其一，进一步推动与东盟国家间的人民币跨境结算，尤其在国家间(而不仅是商业银行间)的购售汇和清算体系建设上加大力度，将人民币购售汇和清算在国家层面制度化、体系化。其二，在香港市场推动人民币国债的发行，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只有能买到中国的人民币国债，才导致其主动调整外汇储备结构，才能逐步改变全球储备货币的结构。

另一方面，还要把握好节奏。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人民币的净流出，意味着以人民币的形式对全球负债，当海外人民币积累到一定量级时，就会形成对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管制的倒逼，就意味着一部分金融自主权的让渡。届时，对金融自主权的维护，既需要国家实力，也需要全球配合。显然，当前以中国国力，以及与美国的关系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是一种可以运用的战略手段，单兵突进过深便会四处受敌，只有配合整体国家战略，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才会最终实现。

第四、运用好“打”字诀。

我国奉行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基本外交策略仍应坚持，但鉴于美国已经悍然拉开了货币战的序幕，我们对美国也应侧重“有所作为”，打谈结合，能战方能言和。

一打国债战。

发行国债是当前美国政府能够维持运行的根本保证。我国已经持有8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简单抛售，必然导致两败俱伤。但对于到期的国债，我国可以不再续购，对于新发行的国债，可以不再购买。从态度上，坚决打击奥巴马政府用我们的外汇储备去填补其财政赤字、维持其政府运转，却又通过其政府运转来狙击我人民币的做法。不再购买美国国债所剩余的外汇储备，一方面可作支持欧元区的配置，支持欧盟，平衡美国；另一方面可加大对外向型大型企业的注资，更多地配置到海外战略资源的收购兼并方面。此外，对中投的投资额度也可以进一步加大，以国家主权基金的形式，参与到更广泛的全球经济活动中去。

二打贸易制裁战。

增加商品出口、减少贸易赤字、进而提高国内就业率，是奥巴马经济政策的核心。美国未来五年要增加约12000亿美元的出口，这一目标若离开中国的进口支持，几乎不可能完成。而且美国出口结构中多半是工业产成品，除个别高科技产品外，德国、日本对其具有明显的替代性。因此，中美之间心态相似，都不敢轻易丢掉对方市场。如果美国国会和政府最终通过所谓的汇率惩罚关税的话，中国应坚决祭出贸易制裁的武器，坚决反击奥巴马政府所承诺的“五年出口额翻一番”的计划，逼迫其放弃货币攻击的策略。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在运用其贸易制裁手段的同时，其贸易政策恰恰是其过渡模式的软肋。奥巴马政府推动贸易出口额翻番，必然需要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予以强化，而汇率惩罚关税的运用则大大破坏了其自身的贸易环境，也使美国处于道德的洼地。其结果只能是在感受制裁他人快感的同时，却要吞下贸易赤字进一步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苦果。

三打金融限制战。

华尔街是美国的心脏。中国是华尔街复苏的希望所在。华尔街金融资本与美国政府的观点分和不一。在压制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华尔街金融资本并不完全赞同。因为此举会迫使美元贬值，影响美元的国际地位，长期来看，将影响华尔街的影响力和经济利益。因此，华尔街更倾向于以人民币升值为手段，压制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对此，我们应大胆利用这一分歧，对于支持美政府意见的金融机构，限制其进入中国市场，已经进入的予以限制甚至清退。反之，则支持和帮助。同时，向欧洲、日本进一步开放，形成比较差异和利益诱惑。美国体制的核心是资本置于政府之上，是资本控制政府而不是相反。因此，打好金融限制牌，往往会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