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创新论坛：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企业分论坛文字实录

2011年09月24日 17:05
来源：凤凰网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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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专题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企业

时间：2011年09月24日下午

地点：上海东郊宾馆贵宾厅

邱震海：各位朋友下午好！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2011浦江创新论坛当中的第一场分会场，我们的讨论题目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企业，这里大家都对我们中国经济的整个内外成长都非常熟悉了，我想给大家提供几个时间段，首先我们大家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32年了，从1978年底开始，这是中国第一次对世界开放的国门，第二个到了明年1月份和邓小平南巡开放20年，第三个融入全球化进程，以1992年和1999年算起来，我们国家内部经济在不断成长，已经有了中国崛起的事实，同时我们也有了向外走出去的事实，尤其1999年，我全面融入全球化之后，人在没钱的时候有没钱的困惑，人有钱的时候有有钱的困惑，我们的烦扰和20年前不会一样，现在更高层次上的烦扰，所以全球化背景底下的中国企业，我们的企业无论是1998年以后还是1999年以后都在成长，但是现在全球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美债危机，欧债危机，中国走出去也遇到了很大问题，我们要修炼自己的内功，企业升级换代，今天浦江创新论坛的主题，我们自主创新，如何成为创新大国，原来只是一个简单的加工产业一个大国，慢慢走向拥有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自主创新的国家，所有的一切都是今天讨论的主要的话题，今天很高兴在我们的主台上有6位嘉宾，我左边的嘉宾是他是我的老板刘长乐先生，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段瑞春先生，中国科技法学会会长、原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这位是赵金林先生，汇源集团；

这位是管彤贤先生，是原上海振华重工总裁。

这位是冯军先生，是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还有一位邱亚夫先生，是山东如意科技集团董事长。

刚才我只是非常简单的念了一下各位的头衔，但是我们现在完全我假设作为主持人，我完全不知道除了凤凰卫视比较熟悉之外，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干什么，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更不知道在全球化当中，当然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成功的，但是成功到什么程度，谜底等一会揭开，现在听听6位嘉宾每一位他们心目中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企业，应该是怎么样？有什么成功，有什么困惑？尤其在很高的水准上有什么烦恼？接着是互动，有建设性的讨论，也有交锋，和下面的观众有现场的互动，第一位有请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谈谈他心目中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企业应该怎么样？

刘长乐：我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企业理解片面一些。我是媒体人，更多是从媒体的角度客观冷峻地得出结论。我感觉，从2002年开始的中国海外投资，可以看成是中国企业全球化部署中非常重要的亮点，在过去这10年中成长非常迅速。根据数字统计，从2002年-2009年中国的FDI对海外投资每年递增15%以上，这个数字惊人。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和最近正在继续恶化的欧洲和美国的经济状态，我们现在都开始怀疑或者开始冷峻思考中国走出去的战略，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不是需要慢一点？是不是需要缓一缓？我在两个星期前结束的达沃斯会上也参加过讨论，对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我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虽然当时其他的几个朋友，包括成思危副委员长等人都相对乐观，或者审慎乐观，但是我当时比较悲观。果不其然，这几天欧洲和美国的情况更加严峻，包括香港、包括亚太也都更加严峻。我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二次探底也许不会发生，但是也可能会发生，但是比二次探底更危险的是经济的长期衰退，而且目前正在发生，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z

在全球化新的形势和环境下，中国的企业应该怎么样走出去？怎么样适应全球化？我个人不想用凤凰卫视的案例谈，因为凤凰卫视很小，我们的格局应该再大一点，看的宏观东西再多一点。我从总体的中国企业面对全球化的严峻的形势得出概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要放慢，要审慎，尤其在现在经济情况严重恶化的环境中。过去我们说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有很多困难，其中包括人才的困难，包括体制的困难，包括文化的困难等等，现在看来这些困难依旧存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行动是前赴后继的，大家很执着。走出去的企业有的在经营，有的失败了，但是也有的成功了。中国在全球市场的开拓，是可以大胆地加快脚步，但是中国在海外的项目投资，是应该稳步和审慎的，这个问题我在讨论中间再展开。现在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我们要面对国际经济恶化的环境，冷峻地思考中国的企业怎样能够持久稳定的发展。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一个数据，中国在世界的可持续大型企业排行榜中，第一次有了一个企业，就是中国移动，好不容易有了，但是只有一个，这个是很严重的现象。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毕竟有了一个，要慢慢开始。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要努力做到可持续发展，要冷静。

邱震海：我的老板他一方面对中国未来走势比较悲观，同时对中国走出去又非常冷峻。第一您说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但是最坏有可能坏到什么程度？

段瑞春：现在欧债的程度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希腊负增长27.6%，这样的数据进一步恶化中，希腊不知道该怎么办？开除他欧元区还是不开除，如果开除欧元体解体，如果不开除怎么经营下去？很麻烦。美国虽然出了4400亿所谓的解决就业问题，其实美国问题很多，为什么单解决就业问题？看得很清楚，跟选举有关，开出支票，有人说拉动GDP3%，能够解决就业只有1.5%的就业，现在美国就业人群已经到了9.1%，1400万人口就业，非常严重，美国和欧洲债务问题，他们现在再拿出宽松的政策没有余地，现在已经是零利率，他们没有空间了，除非剩余的举动是送钱了，不肯定是二次探底，我认为是长期衰退。

邱震海：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要谨慎，如果过去若干年中国走出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段瑞春：中国的企业走出去有三点，一点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段总是国有企业老总人物，我个人的看法国有企业是共和国长子经济，在中国国内是可以生根开花的，也可以结果，但是长子经济形态发展到海外去，还用长子思维，长子经济文化去海外拓展，肯定会遇到地缘政治经济的问题，包括管理上的差异。

第二个我们在文化上的差异肯定很大。

第三个是人才的问题，人才的问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管理人才里面，中国人少有在海外有管理经验的人，比如说有人说印度有很多海外英才，他们对印度的国有化包括民营企业走出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海归派非常有实力的一群人，海归派在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经济走向世界全球化过程中，他们发挥的作用有限，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邱震海：刘主席提到了共和国长子国营企业，就是体制问题，国资委段总在旁边笑了，不同意刘总的说法。

段瑞春：改革开放30年，20年我是在国家科委，从2000年到国务院国资委，担任过国有大型企业的主席，监管过东方电气集团，监管过一汽集团等等，全国的汽车领域，有的是考察，有些是工作去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成功地跃过了平衡、市场规模和创新成功的拐点，这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新兴国家都必须走过的一步，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今天在中国国际形势，中国新的国际地位，企业新的竞争态势下面怎么办？大会的主题叫做：全球化形势下的企业，我想聚焦的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中国企业怎么创新？我感觉到中国企业，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对这个问题如果同主导世界经济的跨国公司相比，我们面临四个尖锐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科学研究缺少历史的积累，产业技术在前沿缺少必要的储备，由于过去是长期沿袭技术引进，产业跟踪，商业模式的复制，以及大规模接受外国生产方式的转移，所以在这方面如果我们不能实现创新，有可能在新一轮的竞争当中被弱化。

第二个问题我们知识产权受制于人，我个人参与过世贸组织谈判，跟美国交往过多次，还有其他的驱动，中国申请专利量有大幅度提高，原来想2020年中国本国发明专利的总量能够达到世界前5位，但是去年达到了8万亿，总量大水平堪忧，我们仍然处在外部包围当中，真正的知识产权占领不能实施，很难解决长期引进落后再引进落后知识产权陷阱。

第三个问题品牌战略实现落实地位，广告还有营销市场，有的时候有一片乱象，所以中国开放的，原来27个，现在可能更多的产业部门，市场产销量前5位，不能说几乎大部分是外部的洋品牌，所以丰厚的市场的收益市场的资源，最后比国外的这些品牌所占有，所以如果中国品牌不能上去，即便我们开发内需市场，中国以消费者驱动的市场发展起来，但是到最后谁能占据这个市场？还没有回答，在这个市场当中，谁主宰还有疑问？中国走向国际以后有一点很突出，今天全球市场上的竞争规则，主要的部分是以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政策为主导制定的，所以一些外国的企业跨国公司除了他的技术优势，经济实力的优势以外，依靠规则优势如虎添翼，我们一些企业尤其是一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对这一方面还处在朦胧、盲点、误区之中，这一类我们不熟悉国际市场，不了解其他一些国家商业行情以及他们的心态心理，所以这一方面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应当在国际市场能有更大的份额，能有更大作为的企业，这两个方面的课要补上。

我的结论是第一我对中国企业创新驱动未来很乐观，但是另一方面很多企业站在十字路口，要学习，要提升，真正把创新作为驱动力量，寻求更美好的未来。

邱震海：第一个您对中国未来创新感到很乐观，但是您对中国现在很多企业很多现实不乐观，怎么导致未来您的乐观？

段瑞春：务实、客观必须找准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没有办法前进，更谈不上创新。为什么乐观？第一中国有非常巨大的创新资源，我原来在国家科委写文章，当时写到最多的时候是3800万，我记得有一次到澳大利亚去参加一个学术报告会，中国科技人员有380万，他们底下讨论起来。

邱震海：380更多的是量的概念而不是质的概念？我们科技界有一个谜就是诺贝尔奖，科技奖为什么在中国拿不到，到了美国拿到？

段瑞春：我刚才讲380万是前几轮，今天的数字5700万，大概有170万人在研究开发的第一线，比较高，这个数量多，另外一方面一个问题，就是高端人才我们还需要从国外大量吸收，所以出台了千人计划。第二个资源，可能这是我10年在经济上，就是中国已经成长了一支强大的数量可观，质量上升的企业家队伍，包括在座的这些。有了企业家的队伍，在很快时间之内推动了成果转换，另外通过创新，包括今天跟踪学习国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支力量。另外改革开放30年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可能在吸收基础上再创造，这一点有很大差距，但是如果我们到国有大型企业看看装备绝对一流，到大学看看科研设施也是一流。

邱震海：这是硬件吗？软件怎么样？

段瑞春：是硬件，软件上这几年提升，香港四位金融家设立的科技奖，我们奖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杨振宁也参加过评为，一年评一次，他们都有这个想法，中国有这么多能人评出来？但是到了后来，他说没有想到评出来的人每年的水平更高，这是装备资源，我们要看准自己的问题，找准自己的软肋，我列了四个，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针对性通过创新提升能力的话，中国的前景是乐观的。

邱震海：我们今天坐的位置是椭圆形，画绢慢慢展开，世界性道路充满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要谨慎，段总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原来的招商引资，我们需要创新，一个没有创新的企业是没有前途的企业，段总很乐观，段总没有解答我的诺贝尔奖的质疑。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副画展开了，都有前景，但是中国企业不努力，前景不可能达到。国有企业体制问题不可回避的问题，第三位嘉宾是管总，以前是国有企业的老总，在他59岁的时候，别人退休的时候他下海了，他是成功的企业家，所以从国企到民企，60岁学的非常成功，您的观点再请教你。

管彤贤：全球化不是政府的行为，也不是企业的行为，这是和和平环境下生存的高度的发展，科学技术高度的发展，几百倍几十倍超越过去，企业不以本地区本国为市场，而是以全世界为市场的产物。160年前，1847年29岁的青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头写到，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幽灵，今天的另外一个幽灵是全球化，在世界游荡，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推动者，假如说没有全球化，我们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不可能像今天蓬勃的发展。假设不是全球化，我们对进口的7亿吨矿石，去年不可能生产6.5亿吨钢，几乎世界产量的一半。假如说不是全球化为我们输入大量的科学技术制造工艺，我们去年不可能生产1800万辆汽车，美国只有1100万辆，总之，国内的经济建设每一项重大的成就，没有不跟全球化大背景有关，全球化又有负面的影响。他带来新的科学技术使生产力成倍提高，但是就业率反比下降，例如近年来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很多企业以减人增效成为各企业奋斗目标，大型工业企业解雇人，不招人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我们每年增加1300万人，就业问题怎么办？这是放在党和政府面前的大事，也是未来维稳的大事，怎么样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扩大就业率？各行各业各有见解。我以为不仅发展知识密集型企业，也要发展高科技与劳动密集型发展的道路是可行之路。

最近媒体报道，现在美国西海岸落成的标志性建筑，和东安的自由女神媲美，旧金山大桥主塔已经由振华港机公司完成，2013年通车了，这个项目难度极高，钢塔7万吨，钢板比现在的航空母舰钢板厚，每天要保证通过30万辆车，日本的著名的重工三陵重工跟老美开过无数次会议，但是最后没有给他，这个项目给了从来没有做过钢桥的上海重工，什么原因？第一老美看上了这个企业有7500名电焊工，迄今为止世界的所有大型钢，离不开手工，在全国工程，需要大量的焊工。美国人对电焊工要求非常高，我们派了2000多名焊工，这也是不得不把这样大量钢构产品交给上海振华重工生产的原因。中国劳动密度就业程度不是全是坏事，劳动密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为优势，因为我们的活有不少活必须用劳动力密集才能干成，当然要的不是普通的劳动力，必须在劳动力当中注入高新技术。

多年来应该抓技能培训，对于企业来说要承担起来培训任务，2009年我们曾派出200名电焊工到欧洲执行任务，一个月对方把欧洲电焊工全部解聘，改为全部用中国人，在手工业方面，无论在日美欧中国的电焊工永远是第一。最近报纸上传到某些地方缺少工力，要具体分析，关键是给了钱太少，要知道，一个月只给1000多元钱，又是背井离乡，不会有人做了。总之我们利用全球化，把劣势转化为优势，继续大踏步走出去，把伟大祖国建设成为又大又强又好。

邱震海：他用了自己的振华企业的公司，焊工的例子，外国大型企业用中国的电焊工，坦率说你做得比较低端，由外国公司委派您的订单，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没有长久，您难道满足于以后永远100个技术工人？当然您说钱少，民工不回来，遇到了刘易斯拐点，工作招人，一个国家没有创新，难道您就心甘情愿，长期您的企业只是做焊工吗？

管彤贤：这个问题非常好，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企业，没有让我谈创新，如果谈创新，我可以说上海振华在世界可以摆得出去，要不然怎么走向76个国家，所有你们到过的所有码头都有中国的产品。

邱震海：是传统中国加工还是什么？未来我们做品牌的领先者，中国的知识产权涉及到经济结构的调整，所有的您知道现在西方国家，发达国家里面服务产业要占到70%，80%，我们只有30%。

管彤贤：我们今天的国民经济一个人的平均只有4、5000美元，我们怎么跟15万美元比？如果比保证饿死，因为发展了高技术以后，这么多就业怎么样？要吃饭？现在某些人的观点，把高技术抬得这么高。

邱震海：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解决700个焊工的就业问题，能不能创造出自主产品？这是两个概念，能够吻合吗？

管彤贤：朴素的焊工不行，要高技术，放在各个行业，全世界有很多行非求中国不可。

邱震海：这还是加工？不是创新。

管彤贤：我始终不赞成，什么叫做加工，什么是创新？加工就是创新。今天有几亿人就业，要吃饭。

邱震海：冯总是爱国者，他是所有在场的人员当中最年轻的一位。

冯军：我觉得主持人特别坏，故意逗我们中国的制造业，走出去来说叫行行出状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传统制造业走出去都是对的，这么大的市场不做白不做，并不矛盾。我的观点应该有两个非常鲜明，第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模式必须创新了，先说第一个观点，要学习的榜样提出简单，就学学世博会，学学奥运会，学学达沃斯，他们是怎么走到中国来的？走到全世界受到欢迎，特别简单，团结了各行各业优秀的运动员，和全世界城市一起谈共赢，跟北京、伦敦、汉城谈共赢，斯瓦布团结了世界500强精英，和天津和大连谈共赢，最后大连很欢迎他们，天津也很欢迎他们，竞争起来了。世博会也一样，团结了全世界各个国家，跟上海共赢，跟日本的哪个城市谈共赢，跟下一个世博会城市汉城谈共赢，所以中国的企业原来走出去全是单打独斗，我们为什么不把中国企业团结起来？一起跟正在危机之中欧洲，发达国家的重点城市跟他们谈共赢，因为这些优秀的中国品牌走到哪里会给哪里增加高端就业，给哪里增加税收，过去走出去的企业来说往往争议比较多，因为很多不是通过正规的途径走出去的，所以给海外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好象不太交税，而且打黑工，导致人家反感，但是中国现在有各行各业优秀企业想着走出去，但是反而遇到了困难，因为单个和他们谈的时候，特别是发达国家大使馆谈判的时候，完全处于不平等定位，人家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不好人，没有团队效应，走出去首先应该创新，团结起中国各行各业优秀企业，一起到全世界谈共赢，这样结果完全不一样。

我特别认同刘长乐主席的观点，就是对全球经济的未来是非常悲观的，我也悲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西方束缚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全世界在周六在一起谈工作，谈创新，我估计只有我们中国人，这么勤劳的中国人而绝大部分都是好人，想干好事，以知识产权，以正面的方式走出去，这些企业的崛起必然让偷懒的人肯定生意不好做，很必然的，是全人类优势劣态的过程，但是以强势收购别人的资源，出现了一个中国威胁论，那种方式不太对，越是全球悲观的情况下我们越要谨慎，建议在海外建中国在海外的办事处，投资非常谨慎，前期建办事处派两个同事去，当地派优秀的人，在海外有中国的品牌，初期把品牌进入到当地市场消费者心智当中。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再过20年后看今天，凡是在这两年，在2012年前后走出去的中国品牌，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因为越走出去，正好在经济危机之中的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现在他们都想降低成本，但是不想降低生活水准，所以都想买中国货，但是糟糕的是没有品牌不敢买，在这1、2年走出去的中国品牌，反而有可能成为大脑皮层上第一个心智，成为阿姆斯特朗，成为中国一小步，反而是中国品牌的一大步。我们认为这件事真的不能交给国家完成这个任务，作为工商联他们服务纳税人，所以无法甄别，奥运在各行各业就选一家，这个时候来说，一旦被选中的人压力很大，一旦出了问题，奥运就会把他清除出去，莫斯科奥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多少家合作伙伴？很多人没有猜到，有9000家，所以奥运根本不值钱，跟中国制造一点都不值钱，但是萨马兰奇上来了以后做了改革，把9000家合作伙伴降低到了60家，在走出国际的时候，美国大意了，而VIST通过国际化彻底把美国运通打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