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当前的经济局势与政策取向

2011年07月11日 00:30
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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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夏斌

一、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运行特征

年初以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目前有些宏观经济数据已出现回调，但是物价上涨压力仍然较大，二、三线城市房价还在上涨，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凸显，因此有些人开始担心“超调”、“硬着陆”，呼吁“要转向”，有的甚至在等待7、8月中央政策的改变。同时，长期以来面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可持续及担忧，大家也都同意，中国经济要真正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然而真要转变，又感到困难重重，缺乏信心。因此，面对当前复杂的局势，市场上存在一系列的疑虑、困惑与纠结。

一、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运行特征

如何解决上述的疑虑、困惑与纠结？特别是面对6月“不尽如意”的数据，如何使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真正树立起信心？这首先必须对形成当前困惑的原因作出深刻分析，特别是基于对中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和经济运行特征的客观认识，从理论上作出清醒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拿出一整套对症下药的、有效的调整政策，而不是零星的、行政性的短期政策。唯有此，才能使人们真正相信，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可能的。

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

中国目前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处于美国危机后持久的深刻的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阶段。

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实际上是对过去美国“高消费、低储蓄”、以中国为代表的“高储蓄、低消费”这样一种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构调整，是对危机国家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缩水、修复过程。这一调整过程是漫长的，必然会带来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我曾在2008年底预言，我们不要指望美国经济在危机的二、三年后能马上再恢复到3.5%的增长。最近，美国原财长萨莫斯也已发出担心：美国经济可能会重蹈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因此，面对全球结构的深度调整，作为全球出口第一大国的中国而言，就是外部需求减少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绝不是一、二年时间能解决的。这是正确判断全球危机后若干年内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大特征。

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支配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速将逐渐趋缓。

一国经济不可能长时期以两位数的速度高增长。尽管我们清楚，从长期看，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相对其他国家高速增长的潜力和机遇。同样我们也清楚，即使暂时撇除环境、资源的制约因素不说，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收入接近5000美元左右的时期，过去那种长期高增长的投资局面难以维持；在社会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的时期，解决消费的快速增长同样需要一个过程；加上劳动力成本正趋逐渐上升，以及外需又处于较长时期的调整、减弱因素，从趋势看，未来中国经济必然处于一个从过去两位数高增长的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这一趋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力量决定的，并不是经济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宏观政策力量所能简单支配、调控的。此时如果采取相反“过度的”政策调控，只能使经济震荡加剧。所不同的，只是表现时间的早晚问题。

迄今的中国经济是大量结构性矛盾与周期性矛盾交错、重叠的时期，是大量历史问题累积的时期。例如，在原有经济结构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前两年为了克服美国危机的影响，中国与世界“同舟共济”，方向是对的，但是在操作上投放了过量的货币。过度的投资在加剧原有结构矛盾的同时，自然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周期趋热的特征。又如，在一定意义上主导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房地产市场，本来就存在长期以来自身严重的市场结构问题没解决(如廉租房建设滞后)。再如，在我国消费增速不能尽快提高的情况下，危机复苏中曾采取的一系列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尽管强调了民生和消费的支出，但在量级比较上，多半还是采用了多年习惯的鼓励投资和出口的政策。其结果，往往是伴随着美国等国经济复苏中的反复，进一步使中国经济结构性与周期性矛盾的交错，更趋于复杂化。

结构转型时期物价上升的压力，恰恰遇到明显的经济周期特征的影响。本来从趋势看，中国的物价正处于一个相对温和上涨的时期。也就是说，当前的中国经济即使没有美国两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没有前两年货币刺激政策的影响，自身人口优势的逐渐减弱，工资成本的逐渐提高，资源价格的改革，以及结构调整中增长动力正由可贸易行业向不可贸易行业的部分转移，会引起整体生产效率的下降，这些因素都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升。但是“下雨偏逢屋漏”。此时正好加上美国货币大量放水的影响，引起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动荡和上升，形成了我国物价上涨的输入型因素；以及前两年我国自身大量贷款的刺激，必然造成PPI和CPI上升加快的压力。这些结构的、周期的，国外的、国内的因素，综合形成了当前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当然，仔细分析，还有近期的气候因素、物价统计中的翘尾因素等)。因此可以说，即使在国内、国外周期性货币因素减弱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较长的时期，物价问题将始终是一个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

除以上两个特征之外，近几年出于宏观调控困境而无奈出台的一些行政性措施，又扭曲了市场的信号。这些措施在暂时部分解决了宏观调控目的的同时，却积累了不少新的问题，为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市场化结构调整，增添了新的压力。这又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才能得到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