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当前的经济局势与政策取向(3)

2011年07月11日 00:30
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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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政策应如何改善

根据目前的制度现状，进一步的政策改善应贯彻以下三项原则：

第一，任何政策的出发点，可以从解决短期问题出发，但应尽可能落脚于有助长期问题的解决。具体说，短期政策的设计要能衔接长期结构转型的需求，即兼顾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特征，为未来政策留下空间。对于临时调控急需而无奈出台的一些行政措施，应在尽短的时间内以市场的、法律的手段取代。

第二，要明了，已在33年渐进改革轨迹上快速航行的中国经济，“渐进改革”与“快速航行”这一特点本身，决定了多年历史积累的现实困境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在今后政策选择中，不要指望在短期内能找到诸如“人民币升值”等某一种西药，包打天下、包治百病。中国问题的解决，既需要“只争朝夕”，又需要继续采取能体现现行“渐进”特征的多味中药方，选择兼顾长短期问题、包括以市场手段为主，配以适当行政措施在内的一整套工具箱。

第三，由于是包括多种政策在内的“工具箱”，因此防止多政策间效应的相互“抵消”和“过度”叠加，评估并讲究各项政策的综合效应、远比选择某一政策工具更重要。以上三点是政府在解决当前经济困境中进一步改善调控政策的关键，也是考验政府经济执政能力的关键。

具体的政策改善包括农业、贸易和区域发展等多个方面。在事关今年下半年及明后年宏观经济在总量调控力度的把握方面，必需充分关注以下若干政策。

今后几年必须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方向

在中国当前货币深化速度减缓的大背景下，如何逐步消化已存在于市场的近76万亿的巨大货币存量问题，这是今后几年货币政策的头等大事，也是事关能否保障今后物价基本稳定的一项大事。由于存款准备金率等“对冲”力度的变化与M2的增减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因此今后货币的调控不能简单套用过去货币增长的经验公式，甚至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后年，M2的增速也不能简单参照去年下半年或今年的调控目标。今后一个时期，适度偏紧(相对于包括今年在内的过去三年)，或者说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有利于周期性矛盾的解决，也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需要继续运用公开市场、存款准备金等的常规手段，不断对冲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下“不合理”的货币增量；基于防止输入型物价上涨因素和国内经济的内在需要，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一定弹性的原则；在市场上各种实际利率已大幅上浮的现实下，应逐步使基准存款利率转负为正；在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过程中，把握好资本账户开放下的资本管制力度，继续防止“热钱”的冲击。

细化、改善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是确保这轮宏观调控能否最后成功的关键

在中国目前体制下，总量政策偏紧后必然会暴露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经过这几年的政策改善和努力工作，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融资数量已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尽管如此，在这轮调控中能否做到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仍然事关调控全局。历次调控表明：其实中国经济调控的难点不在于总量力度上的把握，而在于结构政策上的把握。当前要真正解决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重要的已不是各级领导的认识问题，也不是缺乏领导的要求和布置，而是需要深入基层、深入市场，进行制度细节的调研，急需对社会稳定有决定性意义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养命钱”融资，网开一面，在贷款调控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放松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贷款限制，提出具体可操作性的管理细则。作者调研时间有限，在此提出不成熟的建议：

鉴于村镇银行资本金普遍低于1亿元并不宜过大的成立初衷，建议对村镇银行信贷规模按存贷比而不是按资本金进行限制，而且不允许以“内部口头”的方式进行调控；

在按有关规定对小贷公司进行分级评定的基础上，对评级优良的小贷公司，一律放开杠杆率比率50%的上限(普通工商企业的负债率还可以为7%)，支持其适当放大贷款规模；

建议将小贷公司向银行借款专门用于实业投资的，可视作同业拆借，不占银行贷款规模；

对中小企业经优质担保公司担保发行的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承兑汇票，采取鼓励政策，支持商业银行予以贴现，可不占银行贷款规模。相应人民银行应将其与银行承兑汇票同等待遇，予以再贴现支持，以促进中小企业的生产贸易活动；

有关管理部门应对各商业银行每年新增贷款中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份额，应按照不同类型银行，分别规定一定的比例。对超过一定比例的，可进一步下浮存款准备金率，年底还可酌情追加贷款规模；

支持中小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集合债券(不面向自然人)，利率随行就市。并将集合债的审批权限下放各地人民银行分行，缩短过去长达六个月的审批期限；

允许并鼓励各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资产开展买卖、转让业务，释放其贷款规模限制；

大力鼓励各商业银行在小、微企业融资方面的各类金融创新，包括建立适合小、微企业特点、区别于大中企业的贷款风控体系。在确保风险控制前提下，大力鼓励对小、微企业开展无质押、无担保的贷款等。

在货币政策适度偏紧的环境下，财政政策应积极，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结构的转型

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对结构转型作用有限。结构能否转型，财政政策是关键。而且货币政策能否坚持适度偏紧、稳健的政策，同样需要财政政策的配合与支持。目前总的看，中国相比欧美诸国，在巨大GDP体量基础上的快速增长，加上国有资本预算后广义的财政收入占GDP如此之高的比例，财政政策理应而且完全可能在结构调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下一步的财政政策，一是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二是应该加快财政自身支出结构的改革。只有进一步改善财政政策，才能真正确保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为扩大更趋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收入来源，首先应将国有资本预算和年度财政预算统筹考虑。在坚持国有资本IPO资金按比例划拨社保基金、提高国有股份分红比例的同时，急需明确国有资本预算管理的原则，在体现国家对部分行业相对和绝对控股的战略原则基础上，实行国有资本“有进有出”，而不是国有资本“规模越做越大”的管理原则，深挖财源，扩大财政收入。

在支出结构方面，必须扩大结构转型时期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各种补贴支出，扩大失业人群再就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支出，特别是面对今后物价温和上涨的局面，应留出足够的财力支出安排。在扩大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改革支出的同时，确保收入分配改革中各项必要的补贴支出。进一步加大补贴、担保、减税等支持力度，在支持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大力支持国内消费及服务经济的发展。抓紧布置研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税制和转移支付的制度安排，彻底解决“土地财政”问题。

做好短期行政措施和长期市场机制的制度衔接准备，坚定不移地把房地产市场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房地产市场调控不仅是当前宏观调控中最“纠结”社会人心的一个领域，也是中国整个经济社会能否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的关键领域之一。同时，目前房地产市场暴露的问题已经集中了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和周期性的一系列矛盾、问题。因此，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加快社会保障房建设、坚决打击投机炒房的原则，把房地产市场引向以消费品为主导的健康发展方向上来。若这次调控半途而废，在目前高通胀预期下，房价将成脱缰野马，政府将失信于民，宏观经济真有可能彻底陷入海外的悲观预期中。

因此政府在房市调控目标上，短期内，可以着眼于房价；长期看，一定要着眼于形成长效制度。要确立政府的长期调控方向不应是调控房价的理念。具体到当前的调控策略，应是一边坚持暂时的行政措施，一边抓紧有利于中国房市健康发展的长效制度的研究和政策储备。面对历史多年积累的大量问题，调控既要坚持方向、明确信号，又要讲究策略，作好准备，再花1-2年的时间。要把握节奏，择机做好短期行政措施的退出和长期税收、市场及其他法律制度出台的衔接。要防止因在短时间内集中解决多年累积的历史问题，而致使出现社会、经济难以忍受的剧烈震荡。为此：

为了精确打击产生于交易环节的投机行为，与其上房产税(自然也应该逐渐细化、完善)，不如重点先推出高额累进所得税。选择适当时机，在统一上海、重庆不同的房产税，在淡化、统一35个城市不同限购政策的同时，推出高额累进的交易所得税。

在理解投资人在目前市场货币多、买房保值心情的同时，政府应学习德国、法国经验，尽快出台以重点保护承租人利益为主的“房屋租赁市场管理条例”，控制租金的过快上涨，提高空置房的使用率。

在确保社会保障房资金方面，除了继续给地方政府施加一定压力、迫使其少搞项目之外，应通过各种财政、金融手段，刺激、鼓励社会多方力量，多管齐下，创新资金供给机制。中国当前流动性，只要政策到位，应不缺建设资金。

土地财政问题事关重大，中央政府必须拿出勇气，结合财政改革和国有企业资本预算改革，通盘考虑税制改革。今后中央财政的转移支出，必须也仅仅是以公共财政、事关民生的支出为限，确保地方财政支出的规模。

改变国企必须退出房市的强行行政规定，改为对有相当多余资金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国企，政府从国资所有人的角度，一律对其另行提高分红比例或依法抽撤其投资资本。

通过舆论等监管，协助国务院落实“新非公36条”

国务院2010年制定的“新非公36条”，既是确保结构转型的一副良药，也是消化目前民间过多资金、扩大内需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投资、发展服务经济的一项重大举措。但是目前的现状是雷声大、雨点小，始终难以全面落实。为此，国务院应支持全国人大或政协，加强监督，或开展网上逐条讨论，鼓励舆论监督，督促政府有关部门，对照研究落实措施。当前可能唯有这样，才能尽快提高执政效率。

实事求是，精细处理好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

处理好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是确保今明两年中国的银行体系不出事的关键。要解决好这一问题，一是必须要发挥地方政府和银行的两个积极性，做到对每个项目债务进行实事求是的精细分类，区别不同情况，应偿债项目公司只要能提供符合市场条件的偿债方案，银行应尽可能满足其后续融资或展期还本息。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贷款期限不一，在这方面绝不应采取简单“一刀切”的限期整顿政策。二是政府有担保的，必须按照1995年《担保法》依法严肃处理，不能下不为例、破坏法律的严肃性。三是可以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筹资偿还银行贷款，但必须规范发债行为，发债主体要编制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符合发债条件，尚可发债。四是最后不管以各种方法处置，政府都要作好最终风险埋单者的准备，绝不能在债务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通过资产证券化等形式，将风险传递到自然人。五是对实在无能力偿还债务的地方政府，允许以债转股、出售股权、资产重组等方式偿债，也可迫使地方政府以出售其控股的实业、宾馆、金融机构股权筹资偿债，同时可吸引、消化民间大量游资。

加快外汇储备战略性、多元化运用，严堵“热钱”的流入

这同样是确保境内货币稳定、完成今年宏观调控首要任务的一项重大事情。解决以后的外汇储备增量，主要靠改变发展方式诸项政策的调整。对历史积累的巨额存量问题，首先要看到，这是经济全球化史上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也许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这既是苦恼与挑战，同时又是重大的历史机遇。因此国家应尽快成立“海外投资委员会”，瞄准2020年甚至是2030年中国经济崛起所需的各种物资与资源，集科技部、工信部等若干部门智慧，共同谋略加快外汇资金的用途，减少纯金融资产的运用比例。同时大力支持有条件的非政策性金融机构、企业甚至个人购汇，予以海外运用。这可在减少国家外汇储备的同时，减少市场上货币，减轻国内通胀压力。在这方面，当前重要的是，有关部门应尽快提高工作效率，制定具体可落实的制度。当前严堵“热钱”流入，尽管困难重重，成本不小，但是这仍是我国金融渐进改革过程中一项必然政策，也是确保当前国内经济稳定的一项重要政策。应参照其他新兴国家曾行之有效的做法，择机对外资流入建立无息存款准备金制度和预征税制度，以对“热钱”形成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