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副部长或挑头推烟改 以税控烟难见成效

本报记者 江金骐 北京报道

烟草税调高，带来了中国烟草业2009年利税大丰收。1月14日，国家烟草专卖局以专场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对外宣布，中国烟草行业2009年累计实现工商税利5131.1亿元，其中税费同比增长26.2%，各项经营指标“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就记者提出的烟税提高与控烟效果问题，国家局有关负责人将“皮球”踢给了工信部和财政部。

烟草专卖局的话音刚落，公共卫生专家和控烟人士应声而起。1月15日，国家“十二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直指烟草税利得不偿失，他为此上书国务院。紧接着，1月17日，中国控烟协会面对几十家媒体，同样以数字和实例，列举了烟草带来的公害性支出，远在利税之上。

5000亿招“骂”

“烟草税收就是有原罪的税收。”中国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毛正中教授1月15日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直抒胸臆，他说与其他行业相比，凝结在烟草业中的每一分钱，都是以牺牲老百姓的健康为代价，“并且是税利越多危害越大。”

提高烟草税率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2009年5月作出的决定。按照两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调整烟草产品消费税政策的通知》，将卷烟分为甲乙两类，甲类卷烟的从价税税率由原来的45%调整为56%；乙类卷烟的从价税税率由原来的30%调整到36%；另在批发环节上，还加征了一道税，税率为批发价的5%。

国家原本希望通过提高烟草税费，达到减少烟草使用、降低吸烟率的目的。但是通过半年的实施效果，专家指出，这一措施非但没有起到控烟的作用，反而鼓励了烟草企业“多产烟、产好烟”。

“即使调整，我国卷烟总税率约为零售价格的40%，远低于国际卷烟税率的65%-70%的中位数范围。”胡鞍钢指出，我国烟产品此次税费调整，并未产生“税价联动”效应，由于“税动价未动”，对烟草销售而言，几乎未能起到调控作用。

市场反应的确如此，烟草税调整后，除个别高档香烟(如珍品中华烟)提价，绝大多数烟草产品的批发、零售价格并未改变。

“换句话说，新政未能给烟民造成更大的经济压力。”1月20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向记者表示，烟草的税改方案，仅仅调高了高价烟的税率，对低价烟甚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吸高价烟的人根本不在乎涨一块两块，对低收入群体，价格才起到抑制作用。”她悲观地说，新税率对控烟而言只是个空心汤圆。

控烟效果甚微，烟草危害继续。据介绍，我国现有吸烟人数超过3亿，占15岁以上人口的36%。每年有100万人死于与烟草相关的疾病，为世界之最。此外，吸烟给我国社会每年带来1860亿元的成本，占GDP的1.9%，吸烟带来的直接医疗成本高达140亿元，占全国卫生支出的3.1%。

虽然，这笔费用与烟草行业巨大额税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杨功焕表示，上述数字仅仅针对发病和接受治疗的人群，由于香烟危害需数年后才能显现，因此，并未计算5.4亿被动吸烟人群遭受的健康损失。

不但如此，天价豪华烟不因税率提高而减少，由此杨功焕说，国家烟草专卖局不能不看到在5000亿利税背后的“腐败账”，“如果把这个账也算进去，烟害不言自明。”

“烟改”之虞

烟害日趋严峻，控烟却举步维艰。

“中国控烟之难不仅在于吸烟者为数众多，更在于中国特殊的体制——烟草行业政企合一。由烟草公司来主导控烟，是极其荒谬的事。”民间控烟专家、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向记者表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实行烟草业100%国有专卖体制的国家，烟草专卖体制，将监管者和经营者混为一谈——烟草专卖局和烟草总公司，只不过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让生产烟草的人来控烟，就好比是左手砍右手，怎么会下狠心呢？”吴宜群说。

事实也是如此。在刚刚结束的2010年全国烟草工作会上，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有关负责人称，虽然面临着控烟压力加大等困难，但是，“要继续保持行业发展良好态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卷烟上水平”作为行业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战略任务。

按部署，烟草行业从2010年开始，每个年度要高标准完成100个以上基地建设。今后3年，每年行业将继续投入100亿元资金，专项用于烟田基础设施建设。在生产经营指标上，工商税利要保持10%左右速度增长。

一面是控烟呼声高涨，一面是要求烟草业“再接再厉”。

“我们不能以牺牲公众的健康换取工商税利。”杨功焕说，国家烟草专卖局虽然是“控烟履约八部委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如果体制不改，政府控烟只不过在自欺欺人。为此，她多次建议，国家烟草专卖局应更名为国家烟草监督管理局，统一领导我国烟草企业的控烟履约工作。

杨功焕所说的“履约”，指的是中国政府签署的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按照加入公约时的承诺，我国将于2011年1月9日全面实施。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连一部像样的控烟规划都没有。

“没有控烟规划，履约就是一盆浆糊，到时候非得被动不可。”杨功焕说，中国特有的体制是阻挠控烟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改革烟草专卖局政企不分的体制，“很早很早”之前就被提上决策层的议事日程。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杨杰研究员介绍，1998年时，国务院办公厅曾下发通知，对国家烟草专卖局的职能作出调整，要求“逐步实现政企分开”。但一晃10年，直到2008年的第五次部委改革，国家烟草专卖局的隶属才由国家发改委转至新成立的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但其职权到现在也未做真正调整。

“现在看起来，虽然体制改革很艰难，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放弃解决问题的希望。”杨杰21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自己正在起草一份《中国烟草政企合一体制的利弊、意见、建议》材料，借以推动改革。与此同时，记者还了解到，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正在组织各种控烟力量，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全国“两会”上，“集中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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