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明确和梳理我们的价值观 重新重视知识阶层

2010年1月16日，由《经济观察报》报社主办的“2009年度观察家年会”在北京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中国再出发”。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直播。下面是著名导演贾樟柯演讲。

主持人：下面请出下位演讲嘉宾，著名导演贾樟柯。

贾樟柯：大家好，今天是《经济观察报》的年会，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电影业经济的情况。差不多十年前，有一次我跟一个做服装生意的朋友谈这个产业，这个朋友问我电影业一年有多少产值，我大概计了一个数字，大概是5亿或者8亿，我报出这个数字，那个朋友非常震撼，为什么？不是震撼于多，而是震撼于少，他说你们整个电影也一年产值还不如我一个服装公司多。那时候的确是电影业，处在很原始的阶段。

但十年以后，到2009年，差不多整个中国电影有60亿产值，特别是一到贺岁档，各种各样的电影就拥堵到一起，都想争夺这个档期，非常热闹，占据了大部分报纸、电视，非常关心这几部贺岁片的业绩。同时这些电影里有王先生谈到的《三枪》。我们发现今年整个贺岁档的营销策略特别奇特，有一点，我的特点非常贱，制作水平之低，甚至虚实漏洞百出没有关系，观众会接受，喜欢这样的电影。的确是，这十几年电影观众对电影要求逐渐下降到减压、搞笑，如果电影提供这样的娱乐，就会受到热烈的追捧，创造很好的产值。

另一方面在《三枪》里有新的营销手段，一边营销电影，一边谩骂知识分子、经营文化。这里就是说你会感觉中国整个电影一方面是产值巨大的提高，一方面出现了很多所谓硬道理，就是票房。在这之外，一个电影不应该有思想，一个电影不应该有担当，它只是娱乐，中国电影最缺这样的电影。但问题是这样吗？《阿凡达》也到了，即使是在好莱坞这样的流行文化生产的工具，他们生产的电影里都会有他们的价值观，都会有清晰的哲学。通过通俗的方法，通过一个甚至连初中生都可以分享的一种方法来传播出来，那么即使在好莱坞电影里，也是有思想诉求和哲学诉求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电影的要求其实已经是降低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问题的悖论就是与此同时有一个声音说，中国的文化或者中国的电影要走出去，这些年国内很多机构每年花很多钱帮助中国电影走出去，问题是输出中国的文化，输出中国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清晰的价值观，这值得怀疑。所谓中国文化目前输出的工作，其实是伪命题，因为我们没有完成一个工作，就是明确和梳理全体公民都可以认同的价值观，而且是不是埋藏在我们的心里，这可能是目前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且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口的一种悲情。我记得我在奥巴马当选总统的第二天，我应该是在从香港到台湾的飞机上，联合报正版登了就职演说词，我在航程的阅读过程里，可以说读的热泪盈眶。

我感动并不是他讲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里无非是最基本的自由、平等、人权、公正、环境，怎么去改善弱者的处境。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公共价值，问题是在他的就职的时候，他可以大声讲出来，可以清晰的表述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精神。但在我们的环境里，我们透过文学、艺术，我们目前所受到的阻碍，也就是说官方所模糊的价值观跟我们都已经接受的价值观之间的一种冲突，让我们的文化非常的奇怪，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形状。所以配合到一起，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世界第二大、第三大的经济体这些年发展速度非常快，发展速度越快越成为形象模糊的庞然大物，于是很多东西来了，对中国的恐惧，对中国的不理解，这背后就是我们跟文化工作有很大的关联。我们一直没有能力梳理清楚一个清晰的价值观，通过文化、思想、写作、电影传播出去，没有办法表述中国的表情。目前唯一的表情就是不清晰，不能清晰的感受我们内心世界的表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首先做的并不是怎么输出文化、输出艺术，而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形成一种共识，理清楚我们的价值观。或者这个价值观并不一定是我们需要发明的，而是需要我们清晰的接受它，其实它都是一些通俗的东西，并不是高高在上很难接触、理解的东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文化的输出背后就有一个问题，这些文化由谁输出的，或者我们梳理价值观的时候，去理清楚公共原则的时候由谁承担责任，我们都是从80年代过来的，我们都明白从80年代末开始，逐渐的去经营化、诋毁经营，逐渐让思考思想化，这个过程中，当然过去经营文化里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拥有知识像拥有财富一样容易炫耀，或者可能跟现实脱离的部分。

但问题是到了当代，我们这么多咨询、信息通过互联网等渠道涌到社会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知识阶层，经过严格、系统的知识训练，面对这些发生在我们生活里的事情，面对它的纷繁复杂，可以用它的系统，比如对电影行业要判断一部电影，那就要系统关上和梳理电影的发展，你可能一个新的电影出现的时候，才可能对它有一个评判。所以如果我们缺少或者我们一直压抑知识阶层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由谁负担思想的工作，由谁负担输出的工作呢？这就是问题。问题的所在还在于经营本身和民众是不脱离的啊，知识阶层本身是大众一部分，如果人为的将知识阶层和大众剥开来，变成面部不清的阶层，那我认为是离间记，那社会所发生的情况，需要发出的声音很难有一个管道抒发出来，最后就变成大众的狂欢。

我也是从县城长大的，我也是从文化资源非常稀缺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在我的成长过程里，我最容易看到的除了电视之外就是香港录像，就是武打片，就是这样的一些文化产品，但问题是那时候还有一些阅读。我记得我在80年代中，应该刚上初中不久，我读了一本小说路遥的《人生》，还还可能看爱情故事，看完之后你发现里面在讲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户口的问题，户籍的问题，在我的身边存在很多这样的情况，因为虽然我是县城的，是市民户，吃公民印(音译)的。

初中有很多学生都是借读来的，他们拼命学习，想考上一个好学校，就可以变成市民。读完小说之后我就明白了户籍制度是不合理的，我们生来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为什么我是市民他就不是。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少年，通过阅读、严肃的文化，一下打开了我的思路，给我一点点反叛精神。这个角度一直讲民众不需要思想、不需要严肃的文化，这是一个误读，我相信如果中国再出发，我们要重新重视知识阶层，不要把它作为我们的生活里不能出现的群体，谢谢。

主持人：贾樟柯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演，他今天又为我们放电影了，我看到了两个镜头。第一个镜头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中国形象的描述叫做面部模糊的庞然大物。第二个镜头是对中国知识阶层的描述叫做面部狰狞。把这两个镜头按照蒙太奇的方法剪辑一下得出来的好象就是中国电影。

贾樟柯：有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就产生出什么样的文化作品。

主持人：您觉得中国电影将来要走向世界，中国要成为文化输出大国，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贾樟柯：我觉得最起码对创造者来说我们不能说把观众想象成只是低级趣味的人，满足最简单的愉悦的需求。因为我觉得自身创造者对这个社会的发展的感受跟寻找简单的清晰的哲学观点，我觉得这个工作不能丢，既使是娱乐，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主持人：也就是说像好莱坞大片虽然很娱乐，其实背后有核心价值观。

贾樟柯：有非常清晰的坚强坚信的价值观，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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