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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人民币汇率调整可能会加剧中国农村贫困

2010年03月22日 10:30凤凰网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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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财经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于3月20-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调整•合作”。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报道。以下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发言实录。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简单看一看全球的经济，亚洲经济是一个亮点在不断增长，世界上其他经济复苏还存在严重问题，带来结果是我们可能对一个强劲增长还不能太有信心，主要的问题是美国的经济或者全球的经济在过去都是由过去住房泡沫或者消费过度驱动的，现在已经破灭了，而现在美国政府临时支出起到暂时性填补空缺的作用，但是未来看不出有特别支撑增长的因素存在，全球在中国我们看到中国的增长包括整个亚洲增长，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强劲的动力，症结所在比较简单部分国家产量远远超出消费量而另外一些国家消费量远远超过产量，一方面我们希望美国婴儿潮即将退休应该为他们准备更多储蓄，而不是去累计更多贸易赤字，那么讨论全球失衡很重要的一点，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引发此次的原因，但是可能会成为我们未来担忧的理由，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危机，我们必须要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持续压力，但是怎么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呢，必须看看全球失衡的原因是什么，对美国这方面进行了很多讨论，包括美国储蓄不足，过度消费等等。

实际上美国现在的储蓄率和现在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动力仍然需要3%GDP的差距，其他各国也会存在储蓄过多的情况，实际上有两类国家，主要是外汇储备用来避免国际经济波动，尤其亚洲地区很多国家表明那样，他们是1997年的国家所得到的教训，如果外汇储备不足难以应对国际经济的波动，还有2008年的国家如果有大量外汇储备应对危机就会做的更好，这会导致他们持续储备他们的外汇，还有一个原因是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有时候会带来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首先我想说全球经济失衡的主张方案G20的主张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主张并不是特别合适的方式，首先提议美国提高储蓄率，这当然有道理，但是要中国持续增加消费，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的，在我看来有两点值得警惕，因为如果美国挥霍式的消费方式泛滥到其他国家世界将无法承受，无论如何提高中国消费量不可能单纯的贸易赤字问题，当然还有其他备选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全球问题的症结是什么，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大量需求得不到满足，也就是说全球经济运行方式不是应该的运行方式，就像我们需要加大对于扶贫方面的力度，同时对储蓄再投放再利用，对于国际金融市场来说，在现在情况如果继续失灵储蓄就很难被投入到生产力水平更高的领域去。

我想简单说一下中国的出口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出口增长模式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一个驱动供给的模型，创造了很多的就业，但是大家越来越意识到这样的模式可能难以维持下去了。因为一方面有很高的政治压力，全世界都给中国压力，同时大家也讨论到所谓的对中国汇率调整的讨论，过去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其中一点大家关注还不够的一点，就是汇率的调整。它可能会加剧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尤其如果西方农业继续持续农业补贴会使问题更加恶化，所以说就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更多的财政政策和调整应对这种农业问题可能恶化的问题，中国的出口模式不可持续政府早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十一五”规划早已经体现，到目前为止这个方面的进展还是有些缓慢，中国储蓄率还是非常高，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要强调这一点，他不是主要是居民储蓄的问题，当然居民储蓄率已经比较高，真正的问题是企业储蓄率高起的问题，而家庭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比较低，这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是不同的情况，当然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儿，但是是迫切的问题，尤其符合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整体目标，因为企业的高利润部分反映出工人工资较低的现实。

另一方面，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越来越高，这个过程中需要鼓励中小企业的成长提供就业机会，需要发展省级和地方的银行体系，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提供工人能够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能力，对劳动力的补偿，比如说工资可能会提高一些，因为对劳动力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还有一些关键行业里可能存在市场要素的扭曲，导致企业高利润，比如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定价过低的情况。

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政府可能通过土地或者自然资源的收入进行投资，这也是一个目的。另外，除了提高工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建议来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还有增加农业收入，扶持低收入人群等等的政策，就像总理所提到的一样。

从出口导向转为特点依赖的危险是是什么，比如可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恶化的风险，第二在公共投资领域还有一个投资过度，回报度低的风险，中国现在情况很不一样，这个会议上也听到大家说中国的公共投资的收益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想需要更多的在教育或者是其他公共福利领域进行投资提高长期的收益。但是出口导向的模式的利弊是什么呢？比如说在促进创新提高教育还有科技巨大进步为基础的方式，可以帮助中国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这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当作为“十二五”计划的核心内容去做，我想强调我们需要更加重视生活的质量，而不是GDP。这也是世界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测量委员会关注的重点，OECD经合组织也非常支持这样人类发展指数的做法。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你对你的工作进行衡量的时候，同时对于政府来说这样的一种衡量指标的设定是同等重要的，因为我觉得人类发展指数比GDP相比来说是更好的衡量标准，很重要的一点，中国必须要学习世界上其他地方失灵的一些教训，尤其谈到了机制建设方面，世界不会自我监管，市场不会自动平衡私人回报和社会回报的关系的事实，同时市场有大量外部性的风险，我们需要市场政府和其他行为主体权利间找到平衡，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需要控制，另一方面需要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制度变革也是中国“十一五”规划尚未完成的总体目标，比如我们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框槛兼顾效率公平。比如说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公司治理，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一些不足，尤其这次危机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想谈谈中国的一些重要的机制改革情况，我想说中国的税收政策，税收可以增加收入并且提高效率转变整个经济的增长方式。

很重要的一点比如说可以征一些财产的资本利得税，然后征收出口税还可以减少贸易盈余，对于物业税，包括对土地的征税，可以对土地进行更有效的配置，更多把收入运用公共投资当中。

我要简单谈一谈全球的经济格局，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对于长期来说更为重要的关注，比如说在汇率方面需要一个新的国际储备体系，一个新的框架，这实际上也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和经济体系改革委员会提出的一个建议，中国也强烈支持这个委员会的提议，其他成员也加入并且表示支持，也有助于全球变暖和发展的问题，我觉得是传统理念来进入的时候，包括凯恩斯主义进入的时候了，一个富有活力的经济格局需要变化，一个新的经济模式关注人民福祉以及创新环境的问题，西方经济导致巨大不平等失业和不稳定的问题，还有其他模式可以替代中国当前发展方式，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有助于帮助中国走向和谐社会，在竞争中处于领先优势。

中国一贯认为自己是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改革，比如根据经济环境变化调整自己政策，中国的增长过去以前很长时间以全球化为基础，但是现在有了新的经济格局，比如说发达国家国家市场充满未知的变化，中国也要对此改变。现在中国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增长方式，保持长期的增长。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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