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出走 新闻实用主义鹊起

11月9日，记者节刚过，中国财经媒体的“大姐大”胡舒立正式去职一手创办的《财经》杂志，此时，这本杂志刚好出到第250期。“二百五”这个极具幽默诙谐意味的数字与记者节这个特殊的日子一结合，便给了人们很多联想：记者出身的胡舒立选择这样一个背景正式去职，到底在是诠释或暗示什么？是自嘲“二百五”还是暗讽大东家联办(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有点“二百五”，又或者纯属巧合？

从媒体报道看，胡舒立与联办分道扬镳的起因缘于决策上的分歧，胡舒立欲以新媒体为新路线且秉承坚守新闻专业主义，而东家却力图平和办刊，道不同不相为谋，依据胡舒立的强硬个性，一拍两散自成必然结局。尽管《财经》的新执行主编何刚声称：“未来的《财经》将坚持原有的新闻理念，原有的内容设置也会延续，《财经》专业水准将尽可能地保持。”但可以想见的是，《财经》已非胡舒立时代的《财经》，也非新闻专业主义主导下的《财经》。

从1998年《财经》创刊因“琼民源案“报道一炮而红后，揭黑性调查报道成为《财经》迅速崛起的秘密武器。包括此后的“SARS系列报道”、“审判陈良宇”、“乌鲁木齐骚乱事件”等，一则则极其专业而又有深度的报道已从单纯的经济领域升华到政经领域，也直指某些制度上的弊端。甚至可以这么说，新闻专业主义主导下的《财经》一直以高风险而游走在钢丝上。

笔者认为，《财经》过去10年的崛起辉煌基于历史机遇，而胡舒立，恰恰抓住了这个机遇。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资本市场运做平台，是1990年搭建的上交所，次年又开办了深交所。中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应该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这个近20年是快速膨胀期，监管制度上的不完善和上市公司治理上的弊端都较多，而这，恰恰给新闻专业主义主导下的调查揭黑报道提供了可以打的靶子，胡舒立幸运地瞄准了这个靶子。

这一点，在《财经》早期那些有影响的报道中可以找出例证：2000年10月号，“基金黑幕”引发强烈反响。2001年“庄家吕梁”、“谁在操纵亿安科技”、“银广夏陷阱”等重点报道，推动了监管制度的变革。但从2003年起，《财经》触觉不单单是资本市场，而是开始将触角伸入反腐败领域，政经的味道日趋浓厚。一方面说明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的日趋完善，使得新闻专业主义主导下的调查揭黑报道因题材枯竭而被迫拓宽视野，寻找政经领域的敏感题材取而代之。

还有一个趋势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地位的崛起，民众荷包的日渐鼓实，催生了新闻实用主义的诞生。人们对于专业政经领域的目光开始转向，如何让自己的钱包更鼓如何进行家庭理财成为新一个时期的“财经关注”。比如《理财周刊》开始崛起，《第一财经周刊》的后来发力，又比如区域媒体成都商报靠一个三人小组开辟的“道达投资“专栏而撑起自己在证券领域的地位，无不指明分众时代已经到来。

从《财经》新5人团队的一线操作人看，主编何力任前系《第一财经周刊》总编辑，执行主编何刚任前为《投资者报》执行总编辑，“二何”搭档无不在暗示新《财经》或将以能帮助民众实现资本升值的“实用主义”为主导，毕竟，这也切合当前中国所处特殊时代的经济水平。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胡舒立的去职，也标志着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财经领袖媒体上的退出，新闻实用主义或将开创财经报道的另一新时代。而对于胡舒立而言，当《财经》已不能实践自己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时，走上讲台拿起教鞭更适合这一理想的正常延续。从这个层面看待本文开头的“二百五”的玄机，也就多了些许自嘲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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