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事业更要以正义的方式追求

魏英杰

《财经》杂志“解体”是2009年度新闻界一大事件，原《财经》团队入主《新世纪周刊》，同样可谓今年新闻界的一件大事。由《新世纪周刊》原班人马编辑、出版日期为2010年1月1日的该杂志于去年末刚上市，数日后出版日期为1月4日的2010年第2期《新世纪周刊》再又上摊。不同的是，在新一期杂志上，所有原采编队伍的名字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胡舒立女士为主的老《财经》杂志团队(以下或称“财新传媒”)的人员名单。

这意味着，自去年9月份陆续出走的老《财经》杂志团队至此借壳成功，开启了新的新闻旅程。差不多同时，原《新世纪周刊》全体采编人员在新浪官方博客上发出维权通告——《胡舒立入主，新世纪周刊全体采编被解约》，引发人们对“《财经》变局”的进一步关注。

就这件事情而言，目前需要厘清的是《新世纪周刊》的主办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下称“中改院”)、杂志前投资方天意华、杂志原采编队伍以及胡舒立团队之间的关系。如果财新传媒入主《新世纪周刊》仅涉及与“中改院”的合作(合资)关系，那么如何处理杂志原采编队伍等“遗留问题”，便该由“中改院”和天意华协商解决，财新传媒不必为此承担道德义务或实际责任。这就像租商铺一样，房东当然要处理好前租户的问题，不能让新租户来面对前租户。同样，这本杂志原采编队伍要维权，也应该找“中改院”或原投资方，而不能指责财新传媒。

话说回来，如果财新传媒有过相应承诺，比如在协议中同意解决原有采编人员的工作安排等问题，那么财新传媒当然有责任和义务妥善解决好这个问题。而就现有报道和材料来看，胡舒立团队可能确实在这问题上有过相关承诺，且目前所采取的办法并不能让原有采编人员感到满意。这样的话，财新传媒等于把“麻烦”揽到自己身上，一旦处理不慎，这将对胡舒立团队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回首整个“《财经》变局”的过程，这并不是胡舒立女士第一次失策之举。不管胡舒立团队和《财经》主管单位“联办”发生了什么矛盾，这种矛盾是否不可调和，胡舒立女士亲手扼杀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影响深远的一份杂志，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遗憾。《财经》杂志多年来在公众面前树立了一个追求正义与专业精神的形象，可随着杂志的“解体”，这份杂志一夜之间垮塌，变成一堆新闻废墟，这显然是一种最坏的结果。

倘若分手已成必然，整个团队集体出走也极易给人留下不负责任的观感。且不说“联办”所应承担的责任，也无论这是胡舒立女士的人望所致，还是团队成员不得不为之，这样做无疑会给胡舒立女士带来不小的麻烦，并为她的重新创业历程埋下隐患。这么多人跟着胡舒立女士一同出走，她在无形中也就担起了一份责任：以后她做得好，大家“有福共享”，难免有人会认为这是“该得的”；做得不好，失落之余也难免有人会产生抱怨情绪。此外，今后还可能出现新老员工的磨合与冲突问题，以及难以避免的“排资论辈”等职场现象。这对于一个管理者而言，显然不是什么好事情。

就理想状态而言，胡舒立团队和“联办”的纠纷本该在框架内解决，以维持这份著名杂志的延续性；框架内解决不成，胡舒立女士应当有所担当，为这份她曾经倾注大量心力的杂志保留元气，而不该带走整个采编队伍；即便整个采编队伍主动愿意跟她走，她也应该予以拒绝，然后在新杂志成立之际重新招聘人员，这样也才能为新杂志的运营打造一个良好的沟通合作平台。遗憾的是，在这些方面胡舒立女士(不管是否尝试和努力过)都没能做到，使得这份杂志陷入纷乱之中。虽说这世界上的事情往往不能遂人心愿，但不能不说，这是新闻界一个具有浓厚悲剧性色彩的事件。

当然，更有必要指出一点，《财经》杂志发生震荡，实际上是由其所处的经营结构所决定的，这桩事件所折射的根本问题是媒体所有权和经营权纠葛不清的体制困境。面对这样的制度性问题，胡舒立及其团队恐怕也难以一举突围。就财新传媒与“中改院”的合作方式来看，摆脱了“联办”的胡舒立团队也不过是找到了个新东家(虽然团队成员在新结构中拥有一定股权)。就此而论，胡舒立团队的遭遇应当被看作国内新闻媒体行业的整体命运的一部分。

只不过，如果说上述情况是胡舒立女士所无法掌控的，目前《新世纪周刊》所面临的局面并非没有妥善解决之道。为了安顿整个团队，展开新的事业，胡舒立团队必须为此支付成本。倘若财新传媒之前和周刊主办单位就原采编队伍的去留问题有所承诺，现在就该着手进行安排或制定新的处置方案。这是因为，正义的事业更需要以正义的方式去追求——倘若把理想建立在21名《新世纪周刊》原采编人员利益牺牲的基础上，这样做不仅有失公允，还让人对《新世纪周刊》的未来担忧。

(作者系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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