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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变革与振兴论坛实录(2)

2009年11月16日 10:45凤凰网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霍学文：感谢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先生，他的演讲非常精彩，在大家准备问题之前，我对他刚才讲的要点总结一下。他在演讲中对各国应对进危机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他讲没有一个能有一个统一的办法，中期要追求稳定的平衡。在G20的框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和G20致力于国际金融危机的解决和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他对中国目前的政策包括印度的政策提出了一个跟昨天各位专家和金融界的领导一致的看法，中国和印度要增加消费，美国要增加储蓄，追求一个平衡。在国际货币体制改革过程中，他认为现在的体系尽管有问题，但是运作的还不错，尤其是充满了弹性。我们也知道，重要的领导人往往是在关键时刻出现在某个机构，作为卡恩先生来讲，他一上任就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他刚才讲，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的时刻，我们也衷心的祝愿在卡恩领导下，国际货币基金体系完成改革，完成为下一个三十年，五十年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奠定基础。

雅各布·弗兰克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首先我想表达感谢，感谢卡恩先生您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领导。我们应该记起两年前公开的辩论，当时提出一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底有怎样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不是过时了？IMF在新的过于流动性和开放市场的环境中到底有没有作用？但是在我们得出结论之前，我们突然发现市场变得干枯已经没有市场流动性，所以出现了信贷紧缩等一系列危机，而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给了我们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因为大家都知道政策的制定者和投资者，他们是两种不同的人，但是其中一类人他们的记忆太短，另外一类人完全没有记忆。如果我们不准备好未雨绸缪，下雨前不准备好雨伞，到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会湿透，在历史当中我们有卡恩先生这样好的领导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工业化的国家当中，他们也非常的承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源而起到的作用。

要区分退出政策，退出战略的设计和实施，现在设计退出战略为时并不早，如果现在已经实施退出战略就为时过早。

肖卡特·阿齐兹：感谢您刚才非常精彩的演讲，我想希望能够更多的谈一下您如何看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色，很显然你刚才给出的发言谈到了整个国家和世界应该更多的协调，在经济管理事务上面。您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未来的角色会有怎样的变化，尤其是要记得我们今天所发生的变化。或许在演变之后不是一个全新的系统，但是也是一个完全发生改变的系统。

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关于未来的要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不同的角色，第一个角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旦出现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名字就在报纸上的头条出现了，因为它要帮助各个国家的政府获得融资并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样的角色将会继续下去，这也是我们不仅仅在危机时扮演的角色，我们希望没有危机，所以出现了一个悖论。就好象救火员一样，我们只有在出险的时候才能显示出自己的作用，但是我都希望不出险。这可以理解，但是没有危机的几年之后就有人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IMF，觉得没有用。正如有些人讲的，未雨绸缪，在下雨前就准备雨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是传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角色，我们将会继续。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角色，这个角色人们不太知道，但是也非常的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技术援助以及能力建设方面的作用，为了预防危机我们必须在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里建立新的能力，以便更好的管理其经济。这一点可以说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给世界的雨伞，我们很多的资源如果不加以利用就没有意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未来之后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和角色，帮助我们去协调国际组织和不同国家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方面要进行一场豪赌，大家都知道G7和G8加入了俄罗斯，一直工作了很多年，他们是非常重要的集会，但是没有产生任何的结果，我还记得，有很多的会，在财政部长级的会议或者首脑级的会议进行了很多，人们讲知识上都是在空谈，随便的一些发表一些联合公报没有一些实际的意义，然后就等待下一次会，下一次会大家又聚首，说我们有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六个月开会前就知道的问题，有很多的原因，可能还不是很好的合作时机吧，但是技术性的原因是我们都是有经验的人，如果让一个委员会真正起作用，必须在这个委员会背后有一个机器能够提供报告，提供分析关于我们到底采取了哪些行动，有什么样的效果提供一个监测报告，并且有人负责确保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完成，否则的话委员会是没有用的。如果我们比较20国峰会和7国、8国峰会就不一样了，因为有更多国家的代表带来了相关性这是一方面。除此之外可以看到更多的经济合作的实质性框架建立起来，而且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一个系统的中心，这个决定非常的重要，以便我们来提供这样一种分析报告和监控，这样会起到作用。它到底能否起作用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和能力，但我觉得只要我有意愿是有可能的，这是一种真实的改变。

经济的合作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相信，重要的参与者是谁呢？我觉得美国和中国希望能够在一起就双边层面上包括多边国际层面上共同起到更多的作用，奥巴马这届内阁是这样的，这是他的信息，而且他们希望能够更多的来参与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当中。如果这样，出于很多非常良好的原因，我认为在多边层面上会发生更多的努力，或者是20国峰会，或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参与等等。这一切对未来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回到早些时候说的，我们必须要努力的提供一些储备来解决潜在的危机，如果在20、30年之后我们可以重塑整个的国际货币体系，用不同的储备货币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以来所用的SDR不同，我们就起到的预想的作用。

尼沙尔·梅蒙：非常高兴听到你们关于现状非常直率的想法。我们现在看到全球的金融危机，我们都知道有这样一个现实，我们必须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怎样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利益，而且在整个社会为金融体系提供更多的支持，这样的话我的观点就是有一个媒介的管理，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把信息管理起来，因为有这么多事件在发生，在改革、振兴和经济复苏方面。现在我想知道是不是有具体的体制型的方法来适应和解决这些相应的问题，尤其是当你在谈论到经济在恢复，这些是具体的信息，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角色，所有这些信息必须有制度化的形式传递给媒体，媒体获得信息之后把信息传递出去，这样可以对全球的整体经济恢复有一个更好的管理。

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我非常同意您的想法，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对公司、对个人的行为会产生一些影响。我们所传递出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做出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看一下我们的战略，从一个角度上来讲，政府还有一些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机构以及其他的团体是非常高兴的，他们看到的现实是现在经济在复苏，我们都在为此进行庆祝，大家想一想一年之前我们是什么样的状况，大家很多人当时都非常担心经济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了非常好的政策和各国之间的合作，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局面出现，所以我们做了自己的工作，现在尽管经济复苏不是非常快，但是我们不知道明年怎样，不管怎么说起码是在恢复。就像刚才所说，大多数的国家就业率已经都在上升了。我们怎样了解这个现实呢，从报纸上一方面来讲，有一些经济的危机，有些人说危机已经过去了，因为就业已经在上升。对于失业的人士来说，德国、巴西、美国，事实上这些危机还是在他们面前的。我们这些信息怎样能够跟现实真正保持一致呢？从一个程度上来讲，好象整体迹象在转好，但是对于个体来说有一些还是面临着困境，怎样能够把正确的信息传递出去，如果政府过度自信或者过度乐观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因为还有一些个体他们所听到的和他们所生活的现状还是有差异的，人们可能会感到非常失望。是不是能够得到制度化的处理呢，答案我不清楚。我跟大家开一个玩笑，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的那样，不要想其他的问题了。

唐家成：再想一下亚洲的经济危机，为什么说亚洲这些国家要在整个恢复过程中吃了药感觉效果更好呢？我们看一下西方的国家他们有很多政府的干预政策出台，但是西方国家的解决方案好象并不是现在东方得国家这么好，大家是不是非常担心这种经济比较大的衰退，怎样能够更好的保持增长呢？

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我们的预测并没有包括任何双重的领域，我们不会有两位数的增长，有增长但是比较缓慢。我们看到最大的问题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对于这种情况，从双重的角度来进行着手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能够更好的从财政政策上进行支持，而且很多人认为现在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了，我们就直接可以像以前一样进行生活了，事实上今天的国内需求或者是人们的消费需求还不是足够大，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另一个具体的风险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整个把我们的金融体系完全好的重建起来，也就是很多的金融体系已经倒台了，他们在世界的不同区域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很多的损失还没有得到弥补，也就是说现在的金融体系没有办法完全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20国集团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而且在过去的60多年中不同的银行会面临不同的问题，有一些是大银行，有些是非常小的银行。只有当你把金融行业所有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恢复后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日本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政府没有任何的储备，就是在金融行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最后他们认为还是应该在资产负债表中保持更好的平衡。事实上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回到正常状态，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其实还有其他类型的风险存在，还包括流动性的风险，对收益追求的风险，而且很多热钱来到发展中国家，所以风险还是存在的，而且对不同的货币进行升值，对此不同的国家都有压力，还有资本的流动也有可能出现突然的停滞。有的时候，这些有可能会带来的后果都是非常大的，这些风险都有可能存在，也许他们不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互通性，不会达到全球的范围，但我还是比较担心这种其他相应风险的可能性。

王元龙：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有关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大家知道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很多的缺陷，比如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监管，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方面也缺乏有效的沟通。还有国际金融机构主要是IMF和世界银行对国际金融市场也缺乏有效的监管。从基金组织的规定来看，基金组织宗旨是缩小成员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减轻失衡的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负责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督，保证这个体系能够有效的实施。但是我们知道，基金组织存在着很多功能方面的缺陷，比如说规模狭小，缺乏危机缓解救助的能力，还有不合理的决策投票机制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监督职能的发挥。请问卡恩先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货币监管方面承担什么作用，对未来的改革有什么打算？

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这是一个非常长的问题，我只能给你一个简短的回答。当我们考虑到对金融体系改革要看两个方面，第一点，它的确需要对银行体系更好的监管，但不完全是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是监管机构，我们是提供了一些或者提供了一些支持，但是我们是一些标准的制定者，包括具体的标准。这个过程告诉你这个流程，而且具体的监管或者是评估是由一些具体的机构或者相应的政府机构来执行的。但是你说的比较正确一点是，我们所能做的，我们主要的业务，主要的活动不会是非常激进的，但是我们的投票体系的确不是那么完全的合理，而且在2010年1月份之前我将会进行更多的这方面的改革，这样会达到更好的一致意见。他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不同的成员国之间能够更好的展现经济的实际状况。

最后一点，它不仅仅是一个配额的问题或者是投票权的问题，大多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都是由51%更大的决策权和49%的对比。而且要看这个国家有多大，哪个国家有多大，大多数的决定基本上70%、80%以上的人通过的。比如一个国家代表1.9%或者1.95%，这个国家的国力或者它的话语权是其他的发言权是一样的，投票权的配额和管理份额是一样的，希望中国更多的代表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这些人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政治体系，帮助我们更好的制定一些决策符合这些国家的状况，不然没有带来更好的沟通就很难发挥很好的作用，这种问题是跟配额问题一样重要，我们需要更多的亚洲代表参加，当然亚洲并不是唯一代表不完全的国家，还有中国，我们的确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工作，这样能够展现出我们各方不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