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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变革与振兴论坛实录(3)

2009年11月16日 10:45凤凰网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霍学文：今天我们安排了多位演讲嘉宾参与讨论。下面请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奥特曼·西门斯先生对卡恩先生的演讲以及他刚才所回答的问题发表他的看法。

奥特曼·西门斯：大家早上好！刚才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今天早晨我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会议，我想简单的说几点，包括回应昨天和今天我所听到的想法和观点，还想主要介绍一下我们是以什么样的基础来促进我们的恢复。我们的市场体系是应该基于诚信进行运营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在整个的资本体系上有很多的不道德的行为，这样就没有办法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必须有更好的人力资源和资本的管理和应用，卡恩先生有说到这一点，最终在整个的机构里这些成员才能带来潜在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看到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神奇的神话，是来自于一个计划经济转变到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的发展使得政府也要面对很大的变化，这种变革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也看到，为什么要有这些巨大的变化呢？温家宝说过，任何一个小问题如果乘以13亿人口都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必须要管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人口的基数很大，德国有8000万人口，德国人经常说，我们有的时候很难进行一项活动，我们考虑一下如果想一下中国的情况，就更加困难了。但是，中国人反而却在变革方面更加快一些，而且人们也充满热情的拥抱和接受了这些变革。

中国的这种组织效率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看一下西方的城市化，柏林、芝加哥或者巴黎旧区，过去街道也是脏乱差，公共和卫生医疗情况也不是很好，整个欧洲人均寿命也是非常低的。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天气是非常晴朗的话，说明那里的经济不是特别好，因为烟囱不冒烟，工厂不开工。这也是我们过去的情况，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确是战胜了巨大的问题。德国的发展规模也是巨大的，在柏林墙被推倒后柏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东欧都需要在二战后进行重建，这种重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中国的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已经成为了被世界人们嫉妒的地点。前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给我们做的介绍也充分的显示了这一点。

大家都应该看一下中国的例子，如何要有勇气克服危机之后面临的问题，我能够来到中国看到很多的经济恢复的机会，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和积极的精神，中国已经在过去两年当中向世界展示出了这样一种积极的态度，因为全世界在朝着非常危险、非常滑的道路往下滑，但中国展示了积极的精神。

霍学文：下面有请美国第一信托首席经济学家布莱恩·韦斯伯利发言。

布莱恩·韦斯伯利：大家早上好！我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干事还能够在这里听到我们的发言，我想把观点集中在他所说的几点上。首先他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转变了，我来自美国的金融部门，他的这一看法我是同意的，我们每一个数据都表明，美国的经济已经结束了不好的情况，我们看到新兴国家已经出现了V型的恢复，美国的经济也是有所恢复，但是我跟总干事的观点不太一样，他把风险看作是一个需要作为刺激的机会，我认为这种危机可能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刺激的一个方案。因为在美国现在是零利率，带来的是美元大量疲软，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压力，除此之外美国联邦政府已经从18%的GDP预算增加到了26%，这是在过去几年时间增长的。我们看一下美国政府在整个经济当中的规模，是以一个巨大的速度在增长。美国的失业率很高，如果政府部门变得越大，使得私营部门的规模就越小了，公共支出每一美元要么就是借来的，要么就是从纳税人、私营部门征税、征上来的，所以这里有两个风险，第一个风险是高刺激，通货膨胀似的货币政策。第二个风险是是永久增加政府支出，可能全世界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以前就经历过这种情况，在七十年代，当时出现了高通胀低增长，这个问题不仅仅在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我那个时候在寻找一个方法来从这种政府快速增长的趋势当中能够退出来，使增长放缓，这也是我今天提出的建议，因为我认为这是经济真正的风险。

看一下刚才奥特曼·西门斯对市场体系做的评论“如果没有一个道德基础就不能够正常的运作”，我从内心深处同意，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制度确实提供了支票，也就是说，这种竞争性的体制可能会限制人们的欲望，如果资本主义不能让你摆脱这种贪婪，比如有人会以一个低价格削价卖出更多的东西，这就是竞争产生的对贪婪的遏制，等于说它是对人的一种制衡。但有的时候，这种市场体制会出现麻烦，比如像美国政府，昨天下午也谈到过，政府提供一种决策制定的程序引起我们做出很多错误的决策，这里我所说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在2000年早期把利率降低到了1%的事情，这远远低于我们称之为的自然利率，本来这个利率如果允许的话让市场来运作，就不应该是这个数字，可能会接近4%。一个1%的利率带来的是在美国有更多的杠杆，更多的债务，更多的购买房屋，要不是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我会说，如果政府在它的模型当中输入了错误的理念，比如说1%的利率，很多人就做了错误的选择，我不认为这完全是资本主义完全失败，我认为这是美国政府的决策失败，带来了美国的这种情况，造成了现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制定了一个零利率，实际上又陷入了同样的问题，越保持时间长的低利率政策问题就持续的越久。

李弘：我没有为今天早晨的发言做准备，今天下午我要参加专家小组的讨论，如何建立一个全球的金融体系。我想抓住这个机会来谈一下两位发言人所谈的题目中我个人的看法。我非常同意前面那位发言人的观点，当您提到人类的缺陷是带来人为危机的原因之一，这种说法我认为非常正确，在中国很多情况下，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个人内心的净化，比如说高的道德标准进行自我约束，并且根据社会准则来这么做。但是这种道德标准不是个人衡量的，实际上是大家都接受的这种理念，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就会被别人来评论，在商业活动当中，如果不同的个人和公司展现的利益就是要追求利润的话，人们就会不择手段的实现他的目的，这会创造出利益的冲突，对于判断的顺序的冲突。在中国我们非常强调这一点，除此之外我们还引进了西方的监管体系。理想让来说，这是一个个人诚信和法律体制，他们会相互补充出更好的可以运作的体系。这是中国很多人的希望，建立这样的一个路线图，指引着社会和经济道路增长。

霍学文：接下来请美国汉盛资本公司创始人、主席马特先生。

马特：主席先生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我很幸运能够坐在这里，听很多人睿智的介绍。我们应该在金融危机当中讨论机会，我公司的顾问为25个国家的政府提建议，如何改变经济。对中国来说，我们认为最好的机会就在这儿，今天所发生的是一种转变，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的20年领导世界。我们现在看到了有一个机会的存在，中国没有听鲍尔森的建议，没有让中国出现衍生品，现在有很多新政策出台可以让中国为世界加油。中国的经济仍然希望美国和欧洲进入到中国投资，中国也有机会买这些公司创造出新的市场领导者、新的投资机会。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一个交易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我们在新兴市场投资了70亿，本来是想到中国投资，但是我们认识到我们跟中国的公司合作会更好，建立一些美国知名的公司。比如两年前一个非常大的美国重型机械公司到中国来，他们有100亿美元的销售额，而每股达到了80美元，到了一个中国公司之后销售规模达到了300亿，每股是5美元，现在世界变化了，我们跟中国公司合作买美国公司，这样股票的价值就增长了80%，中国股票价值增长了500%。现在世界变化了，中国公司有了银行的支持，政府的支持，我们看到了世界领导巨大的改变，正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领导被改变，不是我们发生了什么，而是利用现在所发生的状态寻找机会。

霍学文：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之一——IMF总干事卡恩，他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演讲，提供了非常多的观点，他的观点不在这里做总结了。接下来很多评论人包括巴基斯坦前总统肖卡特·阿齐兹也做了非常好的评论，整个的过程中我想每个人的观点我做一个最终的总结。

对于卡恩先生来讲，他提出的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协调合作，其中很重要的观点在回答问题中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是在危机的时候出现像一个救火员，中国人有句话，平常我们都不喜欢路上有警察，堵车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警察出现。作为全世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能否完成，这是事关国际币基金组织能否得到全世界公认最重要的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愿意看到他所说的2011年能够有一个初步的解决。尼沙尔·梅蒙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在巴基斯坦他主管信息，他始终致力于用信息来推动金融发展，用信息来解决金融风险。西门斯先生作为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命题，一是中国的崛起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或者说中国找到了一条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由贫穷到富裕发展的道路，中国能不能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他也提出他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道德建设、诚信建设的问题。李弘女士也回应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市场经济如何解决诚信问题，这既是高官们关注的问题，也是深入到每一个人行为里的问题。布莱恩·韦斯伯利介绍了他的观点也很有冲击性，他认为美国的低利率政策就是在当时我们无论是学生、教授还是从业者，都认为格林斯潘先生是非常有能力的人，时过境迁他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在他任上从没有发生大问题，在他任后发生了大问题，是他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这是需要我们不断认识的。但是布莱恩·韦斯伯利先生说政府的错误决策导致了金融危机，我也赞同他的观点。换句话说，任何的大金融危机、任何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一定有政府的责任。马特先生提出一个命题，中国在未来二十年能否参与世界或者领导世界，中国有储备，也允许外资的进入，同时中国也在不断的进入国际市场，但是这个命题能否做好，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基于时间的关系，我现在宣布这节交流结束，感谢所有在座的嘉宾，感谢我们的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