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晨：物业税空转六年多到底转了什么

物业税空转了六年多，到底转了些什么？公众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媒体在“空炒”

文/史晨

自从传出“物业税空转范围将扩大、步幅将加快”的消息后，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话题再次引发各方热议。耐人寻味的是，在某些试点城市，甚至地方财税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空转”了多年。

物业税改革被各方寄予诸多期望：学术界希望以其为契机，推动财税制度、土地管理、政府职能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老百姓也希望知道不同的制度安排，对自身长远福利有何影响。

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问：物业税空转到底转了什么？六七年下来，有哪些经验和结论？下一步的推进方向是什么？

首先，物业税成功的关键在于管理的质量，包括产权确认登记、财产价值评估以及税收征管能力三个方面。现在看来，大部分试点地区还停留在评估的技术操练阶段：主要是从合并经营性房产的税费这一最简单的突破口入手，重新调整计税口径、估计税率，换一套计算方法。

这方面技术层面的引进移植相对简单，可是没有全面准确的财产信息，没有统一的数据平台，所谓“空转”不过是无源之水，相应试点城市有无推进这类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尚存疑问，而对于税收征管环节，是否考虑过与个人所得税体系相衔接，通过折抵扣除等方式降低总体负担，至于自住用财产差别对待、累进税率结构、豁免与优惠等政策工具的引入，能否保证它们的公平实施，如何衔接新旧体制，目前有无具体的思路？

这一系列待解的问题，都指向一个事实：对于当前物业税空转试点城市缺乏系统性考评和验收，实验数据指导性价值不高。

其次，我们更关心参与各方有无探索和解决问题的激励。 举例来说，土地部门掌管地籍系统，而房屋统计数据又在住建部门，空转试点城市两方是如何协调的，有无进展？财政部门目前手握丰厚土地出让金，其推行物业税改革有无激励，或者说有无阻碍？而税务作为收钱而不是发钱的部门，由其主导的空转，在寻求相关方配合时会不会不受待见？其自身在现实而繁重的收税指标之外，又投入了多少人力、资源去试点“空转”？如果“空而不转”的症结更多地是卡在这些方面，显然需要上级机构对运转机制重新谋划设计，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扩大空转范围。

如果大部分试点城市都把空转当成一项可有可无的“副业”，做得好赖无人过问，那么其中所暴露的本质问题，就可能是管理机制的缺失。要把物业税当作一项长远的改革课题，此方面的制度建设势在必行。

再次，相关部门以“敏感”来回避对物业税试点进展的信息披露。如果改革出发点并不是简单的加税，而是重塑更加公平的税制结构，甚至有助于降低整体的负担水平，又何需过分地“敏感”。

以上种种反映出物业税下一步由空转实的最大挑战，并不在技术层面，而在于民众的参与和支持，这就涉及推进改革的观念层面：应当在什么层次考虑物业税政策，希望解决哪些问题又做了怎样的准备。

举例而言，今后的研究和试点中，是否可以更多地将物业税与土地管理制度联动考虑：开征物业税是否有利于降低一次性土地出让价格，从而影响房价，或通过降低工业投资门槛促进就业，再比如说，物业税开征如何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能否将其从招商引资的单一目标中解脱出来，更多地注重公共服务，将“以人为本”落实到现实激励机制。

更进一步，物业税一旦“实转”，必须对地方政府施加有效的限制：既包括税率确定权等实体性约束，也包括评估与上诉等程序性约束——这些恰恰需要民众公开、理性地参与。

以上所有这些问题，不可能单纯在逻辑层面通过推理得出答案，必须有更切实的实验而不是空转，也不能为了求得部门的“清静”而将相关讨论归入“敏感”。只有务实的探索和建设性的互动，才能将创造性激发出来应对挑战。

物业税空转了六年多，到底转了些什么？外界对真实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公众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媒体在“空炒”。

如果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不能做出有效解释，那么迄今为止的物业税空转，看上去更像是单纯以评估为主、为新辟税种而进行的技术性操练。这样，不仅财税部门自身在其成本收益考量下缺乏激励推进，也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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