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的罪与罚：华尔街顶级投行为何被聪明误(3)

2010年05月11日 16:01环球企业家【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为什么是高盛

SEC的回避和突袭表明，它不想给高盛任何阻止诉讼的机会。如果SEC成功将高盛的声誉送入监狱，或者让其支付足够巨额的罚金，此案都将成为今后同类事件的先例。旨在强化企业会计及治理制度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之所以能在2002年通过，很大原因就在于当年，美国第二大电信公司世通(WorldCom)的倒闭使该法案赢得广泛支持。

一家美资投行亚太区投行部董事总经理之一对《环球企业家》表示：“这一案件的判例效应将不仅影响到高盛，还会影响到所有投行，而且这一案件背后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影响力更大。”不管SEC是否定罪高盛，传递出的明确信号都是必须对投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监管得更严格，以此推动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等超级监管政府出现时，华尔街便真正彻底输掉。

美国历史表明，这种由危机推动的监管收紧已多次出现。比如，1930年代“大萧条”直接导致拆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出台，其最著名的后果是将摩根财团分拆成主导商行业务的摩根大通和主导投行业务的摩根士丹利。与此类似，奥巴马政府今年1月提出限制存款机构开展自营交易、阻止其“拥有、投资或资助”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PE)的“沃尔克法规”(Volcker Rule)。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对《环球企业家》表示，每次经济危机过后都会有一系列法律诉讼，SEC可能逐个进行，高盛不过是第一个被开刀者。

但是，为什么是高盛？

这正是SEC和美国政府的聪明之处。

风头最劲的高盛具备成为诱人政治目标的所有天然禀赋：受到的舆论指责最多，而且足够强大。

2008年第四季度，作为美国国际集团(AIG)最大的CDS产品客户，高盛从美国政府对AIG的注资中分走来自纳税人的129亿美元，引发美国媒体的狂轰滥炸。此前财政部推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时，正是由曾任高盛董事长兼CEO的时任前财长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极力推进。鲍尔森在制定TARP计划期间曾与高盛现任CEO贝兰克梵密集通话，授人以“救AIG就是为了救高盛”的话柄。

高盛率先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在2009年第一季度报出超出分析师预期的盈利后，它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声称给员工发放高额奖金。其时美国失业率高达10%，成千上万的人因金融危机流离失所。高盛的奖金计划如同一颗炸弹，将一再沸腾的公众愤懑情绪推向新高并炸出巨大缺口。结果不难想见。2009年7月号的《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贡献了对高盛最严厉的指责和讽刺之一，它的一篇关于这家投行的报道开篇就将其形容为“趴在人脸上的吸血乌贼”。

而高盛还不知收敛。几乎每个季度它的利润都超出市场预期，并且一再高调扬言要给员工发放高额奖金。虽然高盛并未增加其薪酬所占收入比例，但由于其盈利在接受政府救助的九家银行中最高，即便是人均薪酬都显得异常刺眼。以2009年11月高盛发布的一份公告为例，有人据此计算出，其将为3.25万名员工发放的工资、奖金、津贴等薪酬总计162亿美元，同比增长48%，人均高达50万美元。

高盛确实变了。1970年代，其联席总裁之一约翰怀特黑德(John Whitehead)坚持高盛支付的薪酬不能高于其它公司，甚至希望更低。因为能够以低薪聘请到最优秀的人才，当时的高盛确实是彻头彻尾的异类。现在的高盛仍然具备其它公司无法超越的优势，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将种种主流做法做到极致，比如发放最高的奖金。

SEC自然乐于打压这样一个处在非议中心，且正变得太大而难以监管的明星公司以树立自己的声誉。虽然趟过金融危机浑水的华尔街不可能有绝对无辜者，但选择高盛最妙的地方在于，这不是一捅就破的纸老虎。

在其负面新闻集中爆发的2009年，高盛依然创下令人惊叹的利润，其股东权益回报率是各大银行中最高的，几乎是同样在危机中屹立不倒的摩根大通的四倍。“欺诈门”事件爆发前，高盛的一位客户曾表示，高盛与客户间的关系“好得不能再好”。可以想象，如果换做尚未从危机中真正恢复的其它投行，SEC的强势进攻很可能带来又一轮市场灾难。

所有这些偶然、必然因素汇总到一起，终于将高盛置于“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