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来说，中国证监会缺少各类场外市场监管的经验。目前，券商和基金开发的一些私募化产品，仍然是投资于公开市场的股票、债券等标准化证券，募资和投资两头都是非公开市场的情况很少。券商的直投基金大概算一个，但也只是刚刚开始试点。基金公司专户业务投资房地产、企业股权和实物资产等"另类投资不过是"纸上谈兵"。专业搞股票投资的公募基金公司从哪里一下子变出另类投资团队也是一个问题。

场外市场的监管不可能套用场内市场的模式，否则，监管成本将直线上升，也就失去了放松管制的本义。成熟市场可供借鉴的东西也并不多，因为他们的实践也才刚刚开始。可供使用的人手更加紧缺，证监会已经加大了对外招聘高层次人才的力度，其下属的六大交易所甚至对市场开放了副总经理(副局级)的岗位，但是，受限于部委的薪酬水平和编制安排，招聘工作存在不少困难。监管者自身的建设，本身便是市场创新的瓶颈，需要市场各方的共同努力和推动。

证监会鼓励其监管的三大类机构更多涉足场外市场产品，客观上推进了三类机构的"信托化"，这也为金融混业深化埋了伏笔。以机构类型划分监管边界的做法越来越不合时宜，监管部门需要建立彼此间的协调机制，统一各类金融产品的投资者准入制度和监管原则。

这种协调机制如何落实暂时没有答案。是在一行三会之上再设一个"金融监管委员会"，还是从实际需要出发，逐步赋予证监会更多的监管范畴？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应以保障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和监管信息有效传递为基本原则。

在三大机构本身的公司治理方面，证监会也将大幅度放松管制。比如，支持更多类型的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资本参股证券、基金和期货公司，允许三类机构对高管和专业人士实行股权激励，取消基金公司5%以下股东变动的审核。这也是证监会监管思路的一项重要改变，标志着它希望减少以行政方式直接干预监管对象的公司治理、激励制度等本应属于公司自治范畴的事情。

证券和期货行业都经历过由乱到治的涅槃。通过2004年之后的综合治理，证券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得到化解，规范程度也大大提升。但是，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国进民退"的过程：同样存在巨大的客户保证金窟窿，大鹏证券、德恒证券等一批带有民营背景的券商被行政托管，而申万、银河等国有控股券商则被央行以再贷款的形式力保。那些通过收拾残局实现规模扩张的也都是国有大券商，如中信、招商。

期货行业民营背景公司相对较多，这或许只是因为这个行业过于弱小，才给了民营期货公司一定的生存空间。公募基金行业出现得较晚，对外资的开放程度甚至超过了民营资本。

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民营还是国有，与公司治理水平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金融机构即使存在一定专业性，但是，衡量其公司治理优劣与否的标准与其他性质的公司并无区别。取消对股东类型的限制，实现机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券商、基金和期货行业健全资本约束，促进其改善公司治理。当前，已经有一部分证券公司上市，股票可以自由交易，取消管制也将为上市券商的兼并收购扫除障碍。

激励机制也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是金融机构的根本，基金公司的高管和优秀基金经理却不断流失，以至于造成行业性的人才危机。华夏基金总经理范勇宏与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的离职，将基金行业实行股权激励的讨论推到了顶点。如果不能留住优秀的人才，公募基金即使再规范，也无法给持有人和股东创造真正的价值。

监管部门应当给机构创新激励机制留足空间，而且不限于股权激励一种方式，关键在于这种激励是否是一种长期行为。新加坡政府背景的淡马锡之所以能取得丰厚的长期投资回报，与其薪酬制度密不可分。淡马锡在薪酬激励方面不但慷慨，而且注重长期业绩的考察，高管和专业人士每年的奖金分若干年发放，如果业绩波动太大，兑现的奖金也会大幅减少。

另外，监管部门在任职资格的监管中，也应防止人为控制任职资格准入门槛，造成某一类专业人士坐享"制度红利"。

在券商的投行部门，保代拿着高薪却不断跳槽，甚至爆出谢风华案、李黎明案等严重违法违规的丑闻。保代制度的本义是希望保代以个人的信誉，保障上市公司的质量，其实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高额的项目提成导致保代的利益取向与发行人高度一致，很难对发行人形成有效的监督；另一方面，签字保代的数量对于券商而言就是过去通道制下的"通道数量"，由于保代相对稀缺，其相对于券商也就有更大的谈判筹码，少数有项目资源的保代逐渐尾大不掉，要么频繁跳槽，要么只签字不看项目。

随着证监会将单个保代同时负责的项目数量上调一倍，保代稀缺的局面将会根本改变。未来，保代将成为一种投行的从业资格，变得与会计师、律师一样，做得好坏完全看市场认可度。做到这一点，监管者事实上并不需要在意舆论对于机构"高薪"的质疑。只要这种高薪不是来自垄断和内部人控制，而是基于充分竞争之下的市场能力，那么，公众终究会平静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