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咨询黄河：民企不能指望国资委设计改革机制

凤凰财经讯  2014年被称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而对于改革中的重中之重——国企改革，目前争议颇多。十年前“郎顾之争”所遗留的问题：改革中如何避免国有资产流失，消除国企高管被扣侵吞国有资产的帽子，以及民营企业不敢介入国企改制的担忧，至今尚未得到解决。中国国企改革如何深化？国企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针对此，4月9日，凤凰财经专访了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黄河。

中国决策者的改革共识是进一步做强国企

凤凰财经：您是如何看待当下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之间的关系的？　　

黄河：我认为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中一个子集。观察国企改革，必须看历史，从改革开放到1999年之前，大部分国企经营状况是不太好的，为解决国企发展的困局，时任总理朱镕基推行第一轮的改革。 这一轮国企改革的整体的思路是：

首先，宏观上有战略布局，指出国企要在哪些行业进一步发展，哪些行业要卖掉。在这种战略布局下，当时卖掉了大量的省市级国企，特别是市级。

第二，微观上提升国企效率，同时避免国有资产流失。2003年后留下来的国企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有信贷的支持，不过有些行业的确存在垄断，形成目前的局面。

对于下一步国企改革，中国的决策者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必须进一步做强国企，增加活力，才能使得经济成功转型，否则经济转型是没有抓手的。国企改革是经济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抓手。

至于下一步该如何做？其实，现在所讲的混合所有制又回到了2003年探讨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抓好Corporate governance，中文称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规定好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关系和作用。董事是出资人根据比例，按照相应的章程选出来的。混合所有制意味着董事会的组成也是混合的，有不同背景的人员组成，包括民企和外企。　

国有和非国有混合比重不能简单以比例论好坏

凤凰财经：那么混合的比例应该是多少，也就是说国有资产和非国有资产应该各占多大比重？　　

黄河：对于国有资产和非国有资产所占比重，不能简单地说各占何种比例更好。首先，要分类管控，根据不同的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给予其相应的控股或者持股比例。

有些需要百分之百国有持股，或者是说国家占大股，比如军工，城市自来水供应等，这关系到国家安全或者国计民生；还有一类相对比较开放，具有一定的竞争性领域，国家可以控股，也可以是参股，理论上应该取决于谁的效率更高。最后是完全竞争型，国家可以全部退出，民营更具有活力，比如办一个酱油厂，国企办可能竞争不过民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原来广东国有酱油厂贸易公司，在改成私营企业后，也就是现在的海天集团，都已上市。

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改革要两条腿走路

凤凰财经：对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这样的国企，您觉得应该给予多大的国有控股比例？现在政府提出改革中石油和中石化，扩大民间资本范围。对此，您认为其中民资会占有多大的比例？

黄河：现在我们还不能去揣测就监管层的想法。对于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改革，我认为有两条路走：一是引入一些民资；二是扩大原油进出口权，特别是进口权。从这两方面去打破垄断，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而不是简单地看持股比例，如果只是调整持股比例调，民营进去了，还保持它的垄断，那有什么用？

所以，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改革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比例，另一方面是真正打破它事实上的垄断，例如原油进口权。

凤凰财经：但是现在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已经形成垄断，成为既得利益者，如何打破这种利益集团的阻力？　　

黄河：任何改革或者说任何东西做大后的改革都不容易。中国前30年的改革相对容易，这是因为期间任何一项改革都是让大家都富裕，只不过是拿的多少不同。比如说，我是一个打工的，可能一个月工资由1000块钱变成4000块钱，而你可能是由一年10万变成了1000万。尽管我可能嫉妒你，但是总体上我也得益了。在人人得益的情况下，改革是比较容易推动的，但现在改革已进入攻坚期，要动你我比例的问题，这是非常难的。我们不能简单指责政府，换谁在那个位置上都很难拿捏。　　

至于应对办法，我想最高层已经意识到目前的改革必须“壮士断腕”，并且下决心自上而下地做出很多调整。　　

另外，非常关键的是三中全会强调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的完善，这也意味着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治理这个国家，治理国有企业。同样，治理这些阻挡历史潮流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有核心和技巧，利用成型的法规和流程打破垄断。

当然，事情永远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我们可以看到这届政府是有决心，有意愿，有能力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通过反腐，群众路线等措施，还是有相当大的成功性。

民企不能指望国资委替你设计改革机制

凤凰财经：您认为国企改革中，如何消除国企高管被扣侵吞国有资产的帽子，以及民营企业不敢介入国企改制的担忧？

黄河：我们先说国有资产流失的事情，十年前那轮国企改革中，的确存在不少中小型国有企业，转让的时候出现不同程度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包括一些管理层收购。对于管理层收购的利弊问题，我们暂且不讨论。

现在有两点可以确定，第一，大家不用特别担忧国有资产流失，现在整个转让制度比之前严密得多，要跳过这一制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难度非常大。

第二，更重要的是，整个转让谈判过程要透明化，阳光化，经得起媒体和业内人士的挑战，这样国有资产流失的几率降低了很多，至少不会出现不系统性的问题。　　

至于民企的担忧，我觉得不能指望监管当局设计什么，必须通过现代的企业治理制度，解决之一问题。占有多少股份，就应该有相对应的几个董事会的席位，至于董事到底是强势的，真正管事的董事，还是一个名义上的董事，这个是自己的选择。

民营企业不能指望一个国有企业替你设计，或者是国资委，国务院替你设计这项机制，而是必须在现有的公司治理规则下，运用这些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平衡自己在混合所有制中的地位。

减税是中国下一步刺激经济最好的方法

凤凰财经：您是如何看待深改组在改革中的作用的，尤其是在国企改革中的作用？

黄河：我认为，成立深改组方向上是对的，但具体到深改组会在国企改革中的作用，这点值得探讨。

之所以说成立深改组方向上是对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决策体制核心是自上而下，讲方向，讲原则。深改组核心作用跨部门协调，以及协调之外的决策，但是至于它不会具体到很具体的事情，我们还无法揣测。　　

凤凰财经：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下行压力增大，国务院出台了一些微刺激的措施，对此，外界颇有争议。一种说法是，这一轮刺激与此前的“四万亿”大规模刺激无本质区别，中国仍旧没有转变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对于这一轮的刺激措施，您的看法是？

黄河：我更想说的是正由于本届政府想做一些和以前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才没有做大规模的刺激。如果看GDP的整体增长，今年甚至明年尤其难。消费不是短期能够刺激起来的，出口是取决于别人。现在中国工人工资、物流费用上涨比较厉害，低中端竞争力大不如以前，只剩下投资可以短期见效，但是现在投资面临着去杠杆化和维持经济发展速度的平衡问题。现在这届政府为保证7.5左右的增长底线，我猜测可能7.0是底线，甚至还有一点距离，能做的只是微刺激，不敢或者也不愿意再去做大规模的刺激。

要解决目前中国经济问题，我认为最应该做的是减税，政府应该更多考虑减税，这比任何刺激手段都有效。减税后，企业才有活力，才能赚到钱，才愿意想办法创新，想办法发展更多的业务，才能解决更多的就业问题。

如果政府原来对7.5的底线担忧是因为就业问题，现在更应该对中小型私有企业减税，因为中国就业问题不是靠大型国企解决的，而是靠广大中小企业解决。

凤凰财经：对于减税问题，现在私营企业抱怨中国税收负担过重，企业被压的喘不过气来。据您研究，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到底有多重？与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我们处在什么位置？　

黄河：我们现在还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比较，但是有几个宏观数字可以说明中国民营企业税收负担过重。

首先，过去10年，政府税收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大部分都是GDP的增长的1.5倍，甚至是2倍。这意味着在整个社会创造的价值中，国家拿走的比例过高。即使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还是说税收争取增长8%，GDP增长7.5左右。

这样来看，现在最高决策曾并没有说下决心减税，还认为税收增长高于GDP的增长是正常的，这一组宏观数据就可以说明问题。

另外，中国的公司，即便是上市公司——中国公司中较好的，除金融机构外，过去几年，它们的盈利都不好，利润率低。通过财务费用可知，税费占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如果上市公司都遇到这一问题，那其他的企业就不用说了。

所以，我认为中国下一步刺激经济最好的方法是减税。（文/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