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推进多项制度创新 已很少到广东学习(2)
土地流转!这又抓到了关键!
姚树荣认为,“不可否认,土地流转是有风险的,很容易形成失地、失房、失业的‘三无’农民,而成都的做法让农民有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流转的风险就规避了。”
瓦窑村负责人介绍,以后国家征用土地,占用到哪个的,收益就归哪个,不再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照“血战到底”的方式平均分配,也不再调整土地。这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产生的长久权益被固化下来。
成都在这个问题上的智慧,无疑值得全国借鉴,当然也包括广东。
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对于农民而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相当于唤醒了一笔曾经长期沉睡的土地财富。端在手中的“金饭碗”立刻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有专家表示,我国农村要素市场发育严重不足,从根本上制约了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可以说,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效促进土地、资金等要素融合的必然选择。
“土地银行”在成都多地已经破茧而出,这种以农业资源经营专业合作组织模式,由政府出面组织,把某一区域农民的承包地使用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拆院并院”之后的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分类整合,“零存整贷”,用以加快农地流转,推动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形成。
在此基础上,成都还投入巨资推动了六个“一体化”,城乡规划、城乡产业发展、城乡基础设施、城乡公共服务、城乡管理体制、城乡市场体系的一体化。
“一体化”的大力推行,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提高,促进了“共同富裕”。
在成都的改革者看来,统筹城乡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长期关注成都改革的北大教授周其仁认为,成都对我们的吸引力来自城乡统筹的全局意义。总结成都经验,对探索我国下一步土地制度改革意义重大。
制度创新渐成官场风气
“你数一数最近几年成都能在全国叫得响的制度创新有多少?”
“为官一任,在制度创新上有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已经成为官员晋升的条件之一。”
“安逸”的成都啃改革硬骨头的气势和智慧,对“改革热土”的广东不能说没有触动。但是成都的“可怕”还体现在更多的方面。
“现在成都各级官员创新积极性非常高,不少地方主动要求与我们合作搞各种试验。”
自从几年前来到成都工作以来,四川省委党校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大鹏博士就一直忙着他的各种各样的基层创新试验。
在彭大鹏看来,统筹城乡发展改革的最大障碍来自政府本身,政府要改革自身既需要具胆略的主事官员,更要鼓励地方和基层政府致力于制度创新。
城乡统筹
土地确权
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耕保金
村级公共服务纳入公共财政预算
基层治理机制改革
权力清单
一窗式并联审批
……
“你数一数最近几年成都能在全国叫得响的制度创新有多少?反正我是没有数清楚,但我体会,制度创新已渐成官场游戏规则,助力了成都的大发展。”彭大鹏说。
在众多制度创新中,村级公共服务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就是一项在全国都独一无二的体制创新,这项改革让城乡居民都能平等地享受公共财政的阳光。
崇州市江源镇江源村由此获得了由成都市和崇州市两级财政下拨的20万元公共服务经费,这笔钱不仅帮助他们改建了崎岖不平的青羊路,还扩建了便民服务站、完善了便民服务平台,村民足不出村就可以办理民政、计生、劳动社保、就业等16项便民服务事项。
汤继强是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是成都高新区“梯形融资模式”的首创者。这种模式为面临普遍性融资难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肥沃且适合成长的土壤。
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成都官员告诉记者,为官一任,在制度创新上有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已经成为官员晋升的条件之一。
李仲彬原任成都市新都区区委书记,因为其“前卫”的政治姿态,为众多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士熟知。
李仲彬新都为官6年,了解他的人认为,李仲彬与其他改革者的显著区别是,并非用“书记的权力”打造强人政治;而是以“书记的权力”将民主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也将官场潜规则扫荡。
在他任内,甚至提出“还权于民”,有开放区委常务会、直选镇委书记、民评官等等创新之举。
作为制度创新的推动者,曾表示“随时准备‘解甲归田’”的李仲彬现任四川地级市巴中市市委书记,并且继续进行着他的制度创新。
也有官员告诉记者,“在成都,做官得想着创新,这不仅仅是晋升的问题,还有一个感觉自己有面子和能力的意思在里面。”
政治学者周天勇分析,就像浙江一样,一个地方的官场如果形成了一种制度创新的竞争氛围,必将大大促进这个地方治理及其经济社会的发展。
彭大鹏体会到,成都正在鼓励这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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