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IEE经济每月谈第七期（文字实录全文）(2)

2010年02月24日 18:50凤凰网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魏建国:

我们真的要感谢苏司长，他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讲了两个很重大的内容，一个是这次哥本哈根会议的三大成果，第二个是他讲了四条关于我们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政策和国家战略，使我们大家明确了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努力。特别是我感到他提出的，中国在如何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我们既要努力推动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又要切实维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各项权益，这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苏司长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做了这么两个大题目的阐述，我们应该再次把掌声送给他。

下面我们还要请出哥本哈根会议中国团的另外一位副团长，那就是外交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大使。于大使是一名资深的外交官，他和我们苏司长一样，在外交战线身经百战。2007年9月，外交部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对外工作领导小组，于大使刚刚从驻坦桑尼亚回来，在坦桑尼亚期间，中坦的友谊，特别是坦赞铁路一直是牵挂着我们国家老一辈领导人和三代领导人的共同的关心，于大使在促进经贸关系和人民友谊的发展，为促进中非经贸关系和人民友谊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现在从非洲转到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领域。我和于大使也有所接触，于大使在外交部素以“冷静、谨慎”著称。于大使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里，人家都说他在好多问题上紧咬不放。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形势，我们想请于大使来说说，您是怎么判断的？您认为中国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下面有请于大使解答。

于庆泰:

谢谢秘书长。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参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经济每月谈交流会，这次交流会的主题是聚焦后哥本哈根时代。刚才秘书长也给我交代了一个题目，但我想为了讲好后哥本哈根时代，应该从哥本哈根会议以及会议之前谈起。大家可能都记得，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发达国家有意地把注意力引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的大国，个别国家还特别渲染，哥本哈根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中国，在于中国如何行动。所以，当时的情况，我们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如何有效地化解压力，在维护我们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同时，积极促成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是我们在哥本哈根前夕所面临的重大的外交问题。

于庆泰: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面，中国政府做了这样几件事：第一，在会议之前，主动地向世界宣布了我们在未来十多年的时间里，为应对气候变化将采取的国家行动目标。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温总理在他的讲话里又向世界宣布，尽管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我们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严峻挑战，中国仍然愿意为应对气候变化承担极具挑战性的行动目标。他又明确地指出，不论我们面临多大的困难，我们都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些目标，并且努力去争取做得更好。中国的这个实质性的行动，不仅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对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人类共同的挑战高度负责任的根本态度，同时也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建设性的氛围。

第二，温家宝总理亲自出席大会，他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会见了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包括大国以及几十万人口的小国。同各方深入交换意见，为缩小分歧，促进共识，积极地做各方的工作。同时，中国代表团也以非常明确的语言指出，中国已经提出的自主行动目标是不容谈判的。这样就挫败了少数国家压中国承担超出我们责任、超出我们能力的义务的做法，有效地维护了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发展空间。

第三，在会议的最后阶段，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会议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很可能会无法取得任何结果最终以失败告终。在这种危机关头，温家宝总理亲赴一线做工作，最终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就谈判当中的核心难点问题达成共识，为促成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避免无果而终，最终取得积极成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于庆泰:

因此，回顾哥本哈根会议的整个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积极的，是极具建设性的，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哥本哈根会议能否取得阶段性的积极成果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现在已经进入了后哥本哈根时期，各方都在对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对两年以前的巴厘岛气候大会到哥本哈根之间两年的这种国际谈判和合作过程进行评估，所以哥本哈根会后各方都应该进行反思和调整的阶段，着眼点是今后的谈判进程以及定于今年年底召开的墨西哥气候大会，各方的立场和策略都可能出现一些调整和变化，但我个人认为，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各个主要方的立场不大可能会有实质性的变化。

于庆泰:

首先，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寻求合作的基本态度不会改变，尽管各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将长期存在，各国仍将会为寻求所谓最低限度的共识作为合作的基础，为实现这一目标会继续努力。

第二，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基本立场不会改变。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化问题的受害者，同时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着发展自己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除贫困等等非常严峻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在未来阶段的谈判中，将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也会在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内积极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第三，我个人认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责任的既定政策不会有实质性改变，发达国家在兑现减排和资金有效利用方面缺乏诚意，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未来阶段也很难估计，也很难有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他们要继续压发展中国家承担不合理的义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新兴大国仍将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因此，可以估计在未来的一年里，气候外交舞台上仍将是一种共识与矛盾交织、合作与斗争并存的基本态势。国际谈判进程仍将面临重重困难。

于庆泰: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中国该怎么办？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是概括起来可以讲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实现我们已经提出的行动目标，需要我们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我们就必须立足科学发展，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坚定不移地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

第二，继续有效地参加国际谈判进程，积极地推动国际合作，维护我们的主权和发展权，同时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应该我们承担的责任，就要积极地承担，并且言必信、行必果；不应该由我们承担的责任，有损我们国家利益的，不管谈判中的压力有多大，我们也要坚决地顶住，因为我们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的发展权是不容谈判的。谢谢大家！

魏建国:

谢谢于大使，他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把整个哥本哈根谈判的情况做了一个一目了然的介绍，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立场。大家也知道，在气候变化大会谈判桌子上，发展中国家要求得到的3000亿美元的援助，不是一个福利，而是发达国家在当前国际协议下面应该遵从的法律义务。发达国家在减排援助上，没有兑现它的承诺。所以，在这个哥本哈根会议上，进展不尽人意。他自己连一句“对不起”的话都不说，反而责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在这个会议上，把“没有取得进展”归罪于中国，实际上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所以我们在看到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会后所发表的言论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关于各自权利和义务上的分歧还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也感谢于庆泰大使，对我们下一步如何做出谈判，提出了他的建议和想法。

在这中间谈判是很复杂的，用什么样的理论去斗争、去争取，特别是争取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利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个方面，我建议大家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教授的意见，他提出了碳预算的理论。这个碳预算的理论不仅受到了国内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但也引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甚至是曲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国内很多的企业家和理论家、学者也纷纷提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想请潘所长能够在今天为我们进一步地说一说，中国在复杂的国际气候博弈谈判中，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理论为指导，这种气候的博弈在未来的前景是怎么样的？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在座的每个同志都想听的，下面我们有请潘家华所长。

潘家华:

谢谢秘书长。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刚才苏司长、于大使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基本上都讲完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就哥本哈根相关情况的介绍。刚才秘书长就让我谈个人认识，个人认识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非常大，所以我今天有五点问题可以与大家一块交流和分享。

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什么是气候变化？第二，想与大家一块讨论的是国情、排放空间、发展空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第三，在泛政治化的减排利益的国际博弈是种什么样的格局；第四，如何看低碳经济；第五，我们只能通过发展来低碳化。

潘家华:

先就第一个问题与大家讨论，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以微生物为特征的气候变化改变，从法律方面来讲，科学应对的问题，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的很多理解已经超出了科学和法律的范畴。气候变化究竟是什么？我们倒是觉得气候变化应该是一面旗帜，什么样的旗帜，它是发展经济，节能减排，改善生活和消费方式，推动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深刻变革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可以打，现在大家都在打。既然是旗帜，就有可能拉大旗作虎皮，气候变化就可能变成一根棍子。谈气候变化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道德上是高尚的，而在经济上是有杀伤力的，应对气候变化是要付出代价的。也可以用来扣政治帽子，可以进行道德指摘，也可以作为糖衣炮弹。所以现在气候变化也是一根棍子。它还是一座高山，高不可攀，需要脚踏实地付出艰辛的努力，一步步奋力前行。我们现在没有缆车，你交钱也没有这个缆车，只能慢慢爬。所以我们要一鼓作气地奋力攀登。同时我们也需要审时度势，绕行也是必要的。有时可能还会走下坡路然后再往上攀登，气候变化是一个高山。也有人说，气候变化是一个陷阱。本来这个气候变化可以合作，可以很好地保护环境，但从哥本哈根的情况来看，感觉气候变化是一个话柄，发达国家没有任何实际的东西。我们看哥本哈根会议，显然是一个布满鲜花、看似坦途的陷阱，掉下去就会不能自拔。在我来看，气候变化还是茫茫大海中的一个扁舟，人类需要同舟共济，在生存发展中应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要同舟共济才能前行。

潘家华:

排放空间与发展的关系。国情无非就是人口、经济、技术、文化、制度、体制，最后是一个自然资源禀赋。国情是这样的。

排放空间是什么呢？无非是消耗的空间、现在占有的空间，将来需要的空间。这是排放空间。

发展空间是什么呢？无非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发展速度，二是发展水平，三是发展规模。显然，这三者之间，国情、排放空间、发展空间是相互联系的。有人说排放空间和发展空间是辩证的关系，好象也是这样。因为发展和温室气体没有关系，没有温室气体我们也照样发展。但在当前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这个关系不可以割裂，发展关系在当前的情况下等同于排放空间，没有排放空间，发展空间就受到制约。

潘家华:

第三个问题，泛政治化条件下的国际利益缔约国。大家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气候变化经过二十多年的谈判，为什么是泾渭分明、南北必争，这显然是在利益上有分歧。减排显然是要有成本的，如果没有成本，发达国家不会这样，发展中国家不会望而却步。正是因为有成本，大家都有难处，发达国家有难处，发展中国家也有难处。发达国家的难处是什么呢？占用既得利益。发展中国家争取的是什么呢？发展的权益。你没有排放空间，就没有将来的发展速度、规模、水平。

埃塞俄比亚人均0.08吨的二氧化碳，这肯定是低碳。我们需要这样的低碳吗？显然是不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刚才我们说了气候变化是一叶扁舟，大家都在地球上，为了人类共同的未来，我们也要同舟共济。这个同舟共济并不仅表明竞争，也有合作。南北有竞争关系，为了低碳技术的竞争，为了今后经济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如果永远处于优先地位的话，发展中国家永远是跟着发达国家走；发展中国家如果有一个高起点，我们也可以发挥能动性、创造力，我们也有竞争优势，探索出一条新路子。在这个博弈中也有这样的低碳竞争力的比赛。

潘家华:

第四个问题，如何认识低碳经济。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无碳、零碳，这是不可能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发展优先，我们先不受这样一种既定目标的限制，我们是要发展优先。对我们来讲，这是不适用的。低碳发展是一个过程，相对于昨天，相对于现有的基础，不断低碳化的过程。我们现在讲的低碳经济，是与低碳化的进程相对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高举低碳经济的旗帜。现在低碳经济是与其他技术不一样，与生态经济不一样、绿色经济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低碳经济是有约束的，而生态经济和绿色经济是没有约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高歌，而不应该猛进。

最后，讲讲中国的选择。我们现在要搞低碳，无非就是几种选择，停止发展，像美国金融危机，每年消费下降、温室气体排放下降，在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现在的温室气体排放还不到70%。第二，延缓发展。本来我们可以三十年、五十年，2050年就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得慢慢来，2100年、2200年达到低碳化水平，但大家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没有这个耐心。那就要加快发展、低碳发展。

我就这样几个问题与大家交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