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IEE经济每月谈第七期（文字实录全文）(3)

2010年02月24日 18:50凤凰网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魏建国:

非常感谢潘教授。他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把我们带到比较好理解的境地。他给我们讲了，比作是棍子、比作是高山，比作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就如何进一步地更新中国安全经济的发展和未来经济发展的目标提出了理论，今天给我们上了一场很生动的关于气候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课。如果说我们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引起各方关注的原因，除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整个大会上做了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之外，中国的专家学者、理论家也为这次大会做了很好的准备。潘所长是这次出席哥本哈根会议顾问团的副团长，所以他提供的理论也为我们在大会上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反响作出了贡献，我们再次鼓掌感谢。

实际上，很多外国人都跟我讲，我遇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萨克斯，也遇到了一些智库，确确实实，他们中了解中国情况的人都认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低碳经济上，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发达国家还好，但是有些人就是视而不见，就是说中国、指责中国。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在清洁发展机制，简称是CDM，这个项目活动中，大家在国际上一直公认清洁发展机制中国做得很好，而且也是非常成功的，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奇怪的是，就在哥本哈根刚刚开始前几天，联合国的一个叫CDM执行理事会，对中国的风电CDM项目提出了质疑，引起了全球广泛的关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做错了吗？下面我们要请出CCIEE的高级研究员曾少军博士，谈谈他的看法。曾博士不仅担任我们智库的高级研究员，而且还担任着两个社会职务，一个是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的秘书长，一个是清华大学CDM研发中心的主任。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他受哥本哈根大会的邀请，也代表中国工商界出席了相关的会议，您是否能够借此机会向我们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以及您对中国CDM减排实践和前景的看法。大家欢迎！

曾少军:

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感到十分荣幸，今天有这么多的领导，还有这么多高级专家，当然还有经济每月谈这么高层次的论坛。前面三位领导和专家分别就气候变化的政策、谈判，以及相关的减排理论做了很好的讲解，我个人也深受启发。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分享几点，应主持人刚才的要求，我在哥本哈根参加会议间的活动，给大家做一简单汇报。另外，就目前联合国EB关于中国的风电CDM，甚至现在扩展到水电的一些项目，遇到的一些麻烦跟大家提几点建议。最后，我想就目前，大家在座的很多都在减排的咨询和交易机构，就目前的情况，与大家做一讨论。

曾少军:

首先，我代表中国工商界所做的一些工作，12月13日—16日，受丹麦王国政府的邀请，我们和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的代表参加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工商界论坛。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儿，我进去一看大会说要把CDM替代掉。我们看了就感觉，那我们是代表中国工商界来开会的，来这儿干吗呢？我一看很不高兴。我们就紧接着和他们磋商交流。在会上我也表达了一些观点，CDM应该讲到目前为止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我个人认为是唯一有效的经济机制，而且是双赢的机制。这很好，为什么要替代呢？当然，CDM也有一些毛病，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往往是因为规则的问题引起了矛盾，我的看法是应该修改、应该完善，但不应该替代。甚至是可再生能源、零碳，应该有一些可激励的措施。当然我们还要帮助不发达国家进行CDM方面的能力建设。我今天来之前，查了一下数据。中国到目前为止注册的数量是730个，已经签发的数量是196个，中国发改委批准的项目是2369个，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在全球的比例，目前中国是36.16%，第一。但光自己做得好不行，我们还要帮助非洲国家等一些穷国建设。

曾少军:

另外，行业方法。这是很多西方国家经常在不同的商务会议场合、学术场合提到的观点。我就强调，行业方法可以作为发达国家内部减排和量化指标，但不能够用来作为全球统一的排放和技术标准。用这种行业的方法来规范、替代CDM，我认为是轻率的做法，有悖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所以在这个会上非常坚持，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如果我们的观点没有得到采纳这个会也不太好开，最后大会的主席表示，CDM应该加强。之后，我们就拿着中国的五星红旗参加了记者招待会，这个会才最后进行，在这个方面应该是为中国争取到了一些利益，这是跟大家汇报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我的工作。

曾少军:

第二，谈谈包括前两天EB对中国的水电项目提出的一些广泛的审查，风电项目有两个过的，还有八个没过，还有70多个项目。风电主要是涉及到电价的问题，在座的也有外国朋友，以我个人的亲身经验，我在做中国第一个风电CDM的时候，当时的电价是0.467元，在江苏如东，但现在江苏如东的电价发展到0.61元-0.62元，怎么会说政府的电价低于这个电价呢？所以我觉得联合国对中国的情况没有了解得很清楚。他们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所以在这个方面，包括我们的水电，现在主要是收盈率方面，根据小水电规程是12%，现在有可能提到8%，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办？

曾少军:

我有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要冷静对待。要严格按照联合国的CDM的方法和规则办事。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就应该没有错，应该据理力争。

第二，大家要团结起来，通过行业组织和联合国进行交涉。气候管理部门也做了很多工作，有的企业自己也进行了联合和呼吁。我经常讲一个观点，一个人的声音是有限的，一群人发出怒吼就代表了声音。我们用行业的声音，帮助我们政府从另外的角度做一些工作，这方面我们有关部门也在推动相关行业的成立。特别是各个咨询机构不要自行其是，他给联合国答复的是一个标准，另一个机构给联合国答复的又是另一个标准。所以这些方面大家应该加强沟通和交流。

第三，密切注意联合国各种规则，这本身是一个经常变化的，每个月都要开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每一个交易机构要注意。

最后，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减排这块的企业今后怎么办。我在不同的学术刊物、交流场合都提出一个概念，就是减排管理。大家可能知道一个能源管理的概念，我借这个能源管理推及到减排管理，今后我觉得我们不要仅仅盯着CDM咨询这一块，你会很被动的，越做越窄，所以我提出了四个方向，一是CDM可以继续做；二是资源减排这块要给予足够的关注；三是建议大家对能源审计这块的业务要充分介入。最后，建议大家在可能的情况下，资金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可以介入减排项目投资。

曾少军:

总之，对大家的建议，要放眼长远，要坚定信心，越是在这种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希望。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是市场化的减排机制不是到气候变化所采用的，实际在上世纪70年代，市场化的减排机制，在污染治理领域里已经被证明是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和有的朋友交流的时候说，从事气候变化事业是很光荣、很伟大的一份事业。也许，在我们这一辈子结束的时候也没有完，但当我们两眼一闭回顾这一辈子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对人类很有意义的事，同时会感到很欣慰，谢谢大家！

魏建国:

谢谢曾少军博士。他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据理力争，代表着中国的工商界，代表着中国的研究人员和理论界，最后使大会接受了我们中方的建议。实际上他们也是配合着中国政府代表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代表团、专家学者，以及工商人士，在整个会议上是真正的团结一致、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取得了这场胜利。所以我们应该也把掌声送给曾少军博士。

今天的机会真是难得，我们很难有机会把在座的，像苏伟司长、于大使，他们经常在国外跑，一年当中，可能有一半的时间进行国际谈判和国际会议。他们俩都很难在一块，但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豪华阵容，有这么多人参加，是非常难得的。

下一步进入点评阶段，我们主席台在座的是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学者、专家，请他们就我们主席台上的各位嘉宾所讲的进行点评。他们也是知名学者，也有自己的理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就自己的想法和理论也来谈一谈。

首先请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齐晔教授，他是在气候领域中很著名的学者，我们最近特别注意到，齐晔教授提出了“低碳经济地球系统观的实践观点”，我们对此还很陌生。还有专家学者对当前气候到底是变暖还是变冷有不同的解释，下面我们请齐教授对台上的几位嘉宾进行点评。欢迎齐教授。

齐晔:

尊敬的魏秘书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首先，请允许我利用这个机会，向我们中国谈判代表团的团员和智库的专家，包括相关行业的、非政府组织的人员，在哥本哈根大会前后所发挥的作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刚才魏秘书长让我谈是变冷还是变暖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家是有一些争议。但有一点，没有争议的是什么呢？就是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现在是变得越来越热烈。今天谈不上是点评，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和专家的发言之后，我谈谈个人的一点体会和感受。

齐晔:

首先，我觉得在和平时期，我们的谈判代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们看来，他们从容不迫、温文尔雅、面带微笑地对待谈判，但我们知道任何谈判都是艰苦卓绝的。气候谈判又和其他谈判不一样，因为他们所代表的不是一个集团的利益，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是涉及到整个人类、全球的利益。这样的谈判涉及到的范围如此广泛、影响如此深远，他就更加艰苦。他们身上所肩负的是非常重大的责任，负重并不足惜，甚至还要受到一些误会，甚至是无端的指责，所以我在此表示非常大的敬意。

刚才听了各位专家发言之后，我们认识全球变化的问题，刚才感觉到，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和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从不同的维度，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从时间上来看，显然是有近期的视角和远期的视角。从近期的视角来看，刚才苏司长和潘教授都谈到了，气候变化问题在近期来讲，甚至在中期来讲是发展空间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初期甚至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这个阶段非常特殊。它表现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单位GDP能源的燃烧和碳排放的含量是非常密集的。这点和广大发达国家是不同的，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阶段，步入了后工业化信息化的阶段。当GDP增加的时候，碳排放不仅仅没有增加，而且是减少。当然，在这当中也是受益于整个全球化，因为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为此承担了碳排放的数量和责任。这是一个非常不同之处。

齐晔:

在中国来看，我们有差不多三分之二，有60%—70%是用在制造业和生产方面。在发达国家，刚好是倒过来的。三分之二碳排放是用在消费领域。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就在于发展中国家要不要维护和保持发展空间，特别是当贫困、疾病、不发达甚至不均衡的情况之下，这点表现得特别突出。

顺着时间的维度来看，是长期的。从长期来讲，气候变化的谈判，气候变化应对工作的实质，在于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我们知道经历了过去二三百年工业化的过程之后，我们有一个碳基能源的时代逐步转化成非碳基能源时代的过渡时期，谁掌握了非碳基能源的技术、非碳基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谁就在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当中就占据主动。从长远来看，它又是经济发展竞争力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既有争论，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因为我们着眼于全球的未来，着眼于经济社会的竞争力。

齐晔:

从空间上来看，首先气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涉及到全人类的福祉，正如刚才潘教授所提到的，这是一个汪洋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也是在去年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之前，提到我们是同舟共济。我们知道，当时提到的是在应对金融危机上同舟共济。应对气候变化上，我们更要同舟共济。只是说在这一艘船上，有的人是包裹巨大的财富，有的是相对比较贫困。谁先扔掉一些包袱，谁先减少重量，这是显而易见的，谁来承担更重大的责任、谁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哥本哈根谈判当中，我们发现恰恰相反，一些相对经济欠发达、后发达的国家，反而发挥了更加积极、更加主动、更加具有前瞻性的作用。

从一个国家治理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来看，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恰恰是我们改变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机遇。这也是刚才苏司长提到的，中央把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当作中国重大的国家战略。我们没有太多的国家战略，这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从这个视角来看就有两个均衡、两个平衡，一个是平衡我们的近期和远期，这之间是有矛盾。不能仅仅为了未来的竞争力牺牲目前的发展空间，也不能仅仅考虑目前的发展空间就忘却了未来的竞争力。有一个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的平衡，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发展利益而牺牲全球的利益，里面有一个均衡。所以在整个谈判当中也好，在应对气候变化当中也好，我们发现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平等和道义的问题、公平和道义的问题。当大家把目光放在利益上之时，往往忽视了公平和道义的问题。当然，这个公平和道义不仅仅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也在各个地区之间。在这个过程中，它注定是一个艰苦卓绝的努力。在这个问题中，我们听到太多的喧嚣、太多的抱怨、太多的不满和太多的悲观，在这个过程当中，恰恰我们所需要的，是曾少军博士所表现出的积极的、乐观的、理想主义的东西。

我看今天在座的大部分是年轻人，让我想起了几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谈到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这句话，如果我们把发达国家看作是他们，把发展中国家看作是我们，我们不妨这么说：世界是他们的，地球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大家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