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全会：新社会契约的基础全文实录(3)

主持人芮成钢：

我是来自北京的，北京每一年会新增加50万辆新车，这等于多少的尾气排放，从北京政府到东京，到美国政府都在合作，大家在面对一个还没有爆发的危机，同时我们在合作，缓解一些还没有出现的损害，这是不是各国政府要面对的更大的挑战，政治、环保、企业相互碰撞以后，政府更需要采取行动呢？

Mohammad Jaafar：

我觉得是这样的，不能仅仅走形式，他们真的要合作。我们反省的时候同时要反省，我们是否从自己的错误中汲取了教训，特别是那些无形的问题。正如刚才讲到了气候变化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否真的值得减少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今天和明天的问题，但是最后实施的阶段是否会进行实际意义的合作。

Aron Cramer：

全球合作，每一个社会机构都愿意签署更多的契约。

Mohammad Jaafar：

有多少的消费者愿意少借一点，因为银行本可以给他们更多，现在你告诉大家，有气候变化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转基因的问题，但是我们周围的人是否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事情太遥远、太模糊了，我们是否需要碰一鼻子灰才会醒悟过来？这是我们应该好好考虑的问题。过去我们那些老的做法，或者是过时的做法，当然在当时他们想的是很对的，他们的意图是很好的，企业的目的是要创造和生产，所以我们可以回到这种做法，我们可以找到这种责任，消费者可以更有责任感，但是我不要让消费者忘记它也有责任，我们的消费者往往是很自私的，但是我们也希望手上有最好、最新的小玩意儿，我们本来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说危机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消费者的行为方式也进行一些改变。

主持人芮成钢：

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任务。刚才说到了我们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因为社会契约就基于一种价值观，但是我们也知道价值观是因社会而宜的，你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应该深有体会，这些价值观是很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在一个国家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换一个国家就是不可以接受的。那么，我们要找出一种全球性的契约，是不是更困难呢？大家有没有想讲讲不同的价值观呢？

前面我们讲了需要一些全球性的价值观，但是达沃斯希望提出一些普世性的价值观，你们觉得是这么回事吗？

Timothy P.Flynn：

我们的公司在100多个国家有10万多雇员，8、9年前我们想建立一个TGA计划，就是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价值观，而且我们进行了一些描述，想办法把这些东西都结合在一起，看看是否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尽管文化不一样、经历不一样，社会不一样，但是也会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比如说需要找到一些词语，代表一个共同的观念，比如说是互相尊敬的，团队精神，集体主义，回馈社会，所以我们是把所有不同国家之间的价值观总结起来，总结出六、七条我们企业的重要的价值观，所以实际上等于是我们十几万工作人员之间的一种合作契约，大家怎样一起来工作，怎样以一种标准来合作工作。

一开始我们觉得非常困难，但是之后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得出了一系列6、7条的价值观，尽管他们的这种描述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基本核心的东西是一样的，这样的挑战是相当大的。但是一想到我们每个个人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待遇，我们希望别人如何对待我们，这样的价值观就非常相近了。

Stuart Popham：

我们也有同样的过程，这个问题不是说一下子把所有的价值观都堆在一起，而是要求大同，找到共同的东西。我们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尽管描述不一样，但是核心是一样的，一旦大家了解到、认识到这些共同的价值观，就可以往下走了，我是抱着很积极的态度，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可学习的东西，而且全球化发展得比我们的知识要快、要多，更优先于我们。

Aron Cramer：

当然具体来说价值观是很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价值观是什么？第一，首先要在人的层面上有成功，不然谈不上成功。在所有的部门，我们应该有一种跨部门的办法和看法，我们应该有一点透明度，有一点问责制，而且要有共同的议程和想法。一旦我们都觉得气候变化是我们最共同的问题，现在就要建立一些不同的办法和机制。第二，当我们价值观念定下来了，下一步怎么办？这就要进行讨论了。对于价值观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关键是执行的问题，怎么执行这是最关键的。

James T.Riady：

国际社会已经对三大价值观定义为全球价值观了，和平、繁荣、环境。当然怎样在不同的地方怎样来发展，这是大家要具体处理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在不同的社会中也不见得那么容易，那么简单。比如在美国的卫生保健和健康保健，已经展开一个相当相当尖锐的讨论，一个国家之内应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来指导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可以有全球性的价值观，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全球内部有不同的观念，这是非常矛盾的。

主持人芮成钢：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下面我们要请与会者提出问题，所以请大家先想想。

现在我提最后一个问题，由谁来制定社会契约？谁来负责执行社会契约？尤其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契约，现在我们唯一的希望看起来是G20，因为它好像可以代表所有世界各国的利益，但是同时又不太大，又不那么臃肿，还有工作效率，所以应该可以开展这个工作。

现场提问：

我来自上海的报界。那么您觉得刚才提到的问题，媒体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媒体应该怎样帮助建立新的社会契约？你认为现在的媒体是怎样来描述现实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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