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暨研究成果发布会实录(7)
王军:
刚才各位专家对我们发布的指数的研究都给了很高的评价,其实我们指数的几项研究还是比较初步的,今年一月份才正式发布,这段时间我们也是在不断完善这个指数的研究。刚才也看到了,我们发布了三个指数,还有两个指数,因为数据的原因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还在完善过程当中,最近一段时间发布以后,接到了各方面的意见,包括一些研究机构的意见,我们在不断完善和调整,应该说未来还需要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开发一些新的功能,像刚才我们宏观经济景气指数,还有一些先行指标,对未来整体宏观经济的运行,包括物价,包括出口,有一定的先行预测的功能,其他方面的功能还没有开发出来,还需要完善。
比如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指数,我们普遍的观点,大家总在说输入型通胀,也就是强调我们出口大量的原材料、能源、铁矿石等等,会对国内的物价产生一些压力。但是现在看来,根据我们指数的描述,好象和CPI保持同步,对PPI有几个月的领先作用,但是他们之间的机理比较复杂。有四个指数:上游产品的指数、中游的指数、下游的CPI的指数,对PPI有一定领先的作用,但是对其他两个还不是很明显的,也就是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到底和最终产品价格有什么关系,能不能很顺畅地传导到我们物价的指数上,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需要下一步研究过程当中进一步完善。
今年有一个设想,我们也正在做,我们希望再开发出一个新的指数,就是叫做资产价格的预警指数,我们希望在二季度的时候把这个指数开发出来,向大家做一个介绍。希望在今后的研究工作当中能够得到各位专家的继续关注和大力支持。谢谢。
张永军:
刚才几位点评专家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提了几个问题,刚才祝宝良研究员提了关于购买力评价方法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有修正的地方。估计均衡汇率水平的模型,刚才我们提到的彼得森的模型,包括我们所的购买力评价的方法,现在看,各种模型都有它的优势,但是也都有它的缺陷。我的看法是什么呢?各种方法都有缺陷,但是关键要看哪个模型,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彼得森的模型,它跟中国目前的情况,它在中国的适用性怎么样?如果说它考虑那些点,和中国现在的情况,如果说适用的情况比较差,而有的模型适用情况好一点,我们就采用适用性比较好的模型。彼得森的模型,我们刚才从模型的方法和参数的取值等等方面做了一些介绍,另外我们用历史数据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已经提到了,比如说彼得森的模型,最早提到基本均衡汇率模型的时候,威廉姆森在《广场协议》之前,这种方法就已经提出来了,在日本和美国关于日元升值的问题上,当时类似的方法已经出过一些结果,从适度效果来看,显然这种模型对日本当时的情况,包括对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适用的情况是比较差的,效果不是太好。
购买力评价的方法,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也提到了,这种方法在人均收入比较低的国家里看,因为各个国家情况差距比较大,确实直观来看适用性差一点,但是即便把收入低的国家拿掉,只看发达国家,分析日本、德国当时的情况,还是有效果。另外我们需要改进,我自己初步的考虑,有一些改进,比如说把分析做得精准一点,比如说把我们的样本国家,把非常小的小岛国加入,比如有一些小岛国完全是做服务业的,它的产业结构跟我们差异比较大,我们可以考虑,看看不同的国家,比如说产业结构类似的,发展水平相近的,再划分成不同的类别,看能不能在方法上做一些改进。
另外,像刘行长提到的方法的问题,这个方法不仅有中国的专家在用,国外也有一些专家在用,当然我们以后使用过程当中,力争做到能够更适合中国的情况,方法上如果改进得更好一点,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张永军:
关于政策目标方面,刚才刘行长提到了,宗良研究员在点评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政策目标,我在讲的时候没有做过多的阐述,应该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机构在这个问题上讲得比较多了,我个人也是持这样的看法,我们国经中心也是这样的观点,中国实际上不追求这种长期有明显顺差的情况,我们是追求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情况。只不过,向以前比较长的情况,我们有比较大的顺差,原因比较复杂,我个人觉得主要是跟我们的结构有关系。如果购买力评价的这种方法,再考虑中国的结构性因素,因为结构性的变化都是缓慢的过程,相应的,从这里面可以得出一个政策性的结论,我们显然不应该快速地、大幅度升值,要适应结构性变化,而需要缓慢的、渐进的升值。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调低出口退税率,这种观点我是赞同的。
关于顺差,我自己认为,短期来看,顺差已经降下来了,而且三月份出现了逆差,从金融危机以来调整的过程来看,包括我们以往在做实证分析的情况来看,中国要调顺差,调整汇率的作用没有调整国内需求的作用大。以往的实证分析中,比如我们做中国出口的变化跟国外的需求相关关系的分析,要比我们汇率相关关系强的多。反过来,我们进口跟国内需求的关联度也要比跟汇率的关联度强得多,因此要调经常项目平衡的状况。从国内需求的调整,它的作用要重于汇率调整的作用,而且从长期以来的情况来看,调国内需求,我们国家的财政政策应用起来效果比较快,财政政策调得比较快的话,对于国内需求的调整效果也比较显著,可能在调整速度上也比调整汇率的速度要快。因此我觉得,在调整这方面,更要着重发挥调整国内需求的作用,另外一点,当然国内的需求结构跟国内经济结构、要素的结构,包括刚才讲到的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等等方面有关系,这方面也需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我们逐步去调整结构,也能起到调整我们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
广州日报记者: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专家,刚才郑老师讲到,日本经济衰退主要的因素是跟资产价格的急速上涨有关系,中国从2000年以来,房地产价格也一直在不断上涨,不知道与日本当年的情况有没有可比性?或者有不同的话,日本资产价格的暴涨和暴跌是什么主要的原因?中国跟他们有什么主要的不同?房市也在又一轮上涨,网上也有传房市崩溃说,最近国家出了重拳,进行宏观调控,又有拐点说,不知道各位老师怎么看待。
郑新立:
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我认为是处在泡沫形成的初期阶段,跟当年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比,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当年日本最贵的时候,东京市市区一平方米就7000万日元,日本皇宫地皮的价格,跟加利福尼亚全州的地产价格相等的,那是高到很邪乎的程度了。现在我们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还集中到五六个城市,主要是北京、上海、杭州、青岛、深圳,房价奇高,多数城市,特别是二线、三线城市,省内城市、地级城市,房价基本上还是合理的。
现在从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这个苗头,千万不能让它再往泡沫形成的路上来推,所以国务院出台这个措施非常及时,也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所以这个政策是非常好的。
现在出台的这些措施,是抑制那些不正常的需求和不正常的增长,还不至于出现九十年代初期那样的房地产大的下降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能保持房地产持续稳定的增长,现在我们出台这个调控政策,还是有利于房地产价格的持续稳定增长,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业的持续稳定增长,不会再重蹈过去的覆辙。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我也是有两个问题。第一请教张永军教授,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中国经济发展指数在二季度和三季度一致指数可能会掉头向下走,我想问一下,考虑到GDP因素这一块,二、三季度对于GDP的影响大概会是什么样的情况?谢谢。另一个问题,刚才石杰经理提到关于商业银行风险的问题,从已经授信或者发出去的贷款来说,怎么样规避风险?请几位专家给我们讲一讲。
张永军:
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是王军同志来回答的,我做一个简单的答复。刚才这个图里面我们能看到,我们先行指数就像您说的那样,已经掉头向下了,但是一致指数还在继续上升,因为这之间有一个滞后期,大概是半年左右。根据经验关系,我们预计有可能在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的一致指数可能是达到峰值的时期,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经验关系,但是不能精确到每次都是一样的,前后会有一个浮动,我们只是从经验关系判断,在这个阶段有可能达到峰值。另外您刚才讲的对GDP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一致指标里很多指标的变化来判断,因为整个经济不是只有GDP一个指标,当然GDP是综合性比较强的指标,过去做经济分析的比较权威的专家,像美国专家专门提到这种经济波动就是GDP的波动,而是指标之间传导的过程。因此,对GDP的影响比如从它对工业的影响,对消费影响,综合去把握才能看得出来。
另外一个,现在我们先行指标的方法,更多是对方向是有指示性的,而对幅度判断功能要差一点,要想做幅度上的判断,我们要分指标,对工业、消费、投资各个方面的变化之后,我们还要重新做一下测算,才能估计幅度上到底有多大的变化,单靠先行指数不能判断出来GDP的幅度,而需要结合多种指标、多种方法来一个综合的判断。
石杰:
对于政府的贷款,我们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存量授信进行全面的压力测试,一是为政府的资产负债能力进行全面评定,二是对现有的授信,未来的现金流的一种回归。三是和政府积极协调配合、协调,共同按照监管部门颁布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使现在的项目首先保证合规,同时在一些主体上,或者一些未来的抵质押担保的问题上进行一些设防。
中央电视台记者:
请问各位专家一个问题,郑主任刚才讲到,中国作为大国崛起,引领全球的经济复苏,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经济模式,展望未来的百年的经济发展前景,中国的经济模式是否有一天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样板?在2008年的经济危机过程当中,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明显是做对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经济模式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中国的经济模式将为世界奉献一些什么?谢谢各位。
郑新立:
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发人深思的、深刻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借着最近美国著名的理论学奈斯比特写的一本书中,提出的一个非常发人深思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中国发展的模式,这个模式将来有可能取代美国的模式”。我非常高兴地想告诉你,我们昨天开会商量,准备把奈斯比特请到我们经济每月谈来,来一个专题演讲,他作为一个美国的理论学家,我觉得他对问题的看法比较客观,比较全面,看得也许是比较准的。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或者说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个发展模式,我们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里,把这个经验高度概括,概括了“十个结合”,这十个结合是三十年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经验的结晶,是从哲学的高度进行的总结。
在这之前,我们始终一分为二的,讲对立双方的斗争,我吃掉你,你吃掉我。我们三十的经验是结合,是把两个互相对立的东西,看似毫无关系的东西,看似敌对的双方,根本不可能融合的双方,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了,为把各自的优势,好的基因组合在一起,把坏的基因给剔除,这就是中国模式。比如说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作用,这两个东西,过去西方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根本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市场机制只能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你们还保留公有制,你们搞市场经济,不可能的事。我们中国就是把这个事给搞成了,我们实现了公有制跟多种所有制的结合,实现了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结合,总书记一口气讲了十个结合,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模式,要说经验的话,总书记已经做了很好的概括。
我还想发布一个信息,我们的理事长曾培炎同志最近给我们下达了一个课题,叫我们研究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到底有哪些经验,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有哪些经验。这个课题刚刚下达,列入2010年的重点课题了。我们准备通过一年的时间来研究,相信明年这个时候我们的成果就能出来了,专门就中国模式作出我们CCIEE的回答。谢谢。
北京嘉乐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国内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动性相对比较充足,但是由于资产价格的上升,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这些流动性。如果说目前国务院出台了对房地产的政策产生效果的话,对资产价格有一定抑制作用,会不会导致这些流动性流向国内一般商品市场,进而推高CPI指数,这样对货币政策会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郑新立:
我们分析今年形势的时候,大家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高度关注,今后我们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或者说通货膨胀的爆发点,可能不是像过去那样是一般的消费品,消费领域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供求平衡或者供略大于求的态势,而且形成了一个弹性的机制,一旦市场有了需求了,价格上涨了,马上投资就上去了,供给能力很快就上去了,然后价格很快就下来了。所以在一般消费品领域,出现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这些流动性可能冲到哪儿去了呢?可能冲到资产的价格。所以,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可能会成为今后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主要威胁。资产价格主要是资本市场、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房地产价格,大家看到,这些过剩的流动性,购买了一套房、二套房、三套房,出现了炒房团,甚至外国人跑到北京、上海买房子,拉升房地产的价格。中央出台的这些措施,对抑制房地产价格的不正常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
郑新立:
如果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了,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到哪儿去,我倒是希望这些过多的流动性把它变成一个机遇,把我们的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比如说我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私募资金的市场,利用这些流动性比较多的机会,我们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迅速地把中国的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包括允许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这些企业,在我们A股市场上市,这样中国人也可以在国内分享跨国公司发展的成果,这样把这些过剩的流动性使它有一个正常的通道,就可以避免资产的泡沫。谢谢。
主持人 王宪磊:
谢谢郑主任,第九期经济每月谈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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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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