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6月03日 14:26新财经【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鼓励和扩大民间资本的政策出台了不少，每一次都让民间资本蠢蠢欲动。可事实上，政策的朝令夕改让民间资金损失惨重，难怪“新36条”出台，并没有让民营企业感到兴奋

文/陈青蓝

5月13日，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新36条”出炉，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众多垄断行业。这个文件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2005年，国务院曾颁布过一个同样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非公36条”。

“非公36条”颁布后，民间资本经历的却是一段漫长的寒冬，而不是春天。因此，此次“新36条”出台，企业界和舆论界并不感到兴奋，更多的是疑虑和观望。在实质性的政策细则出台之前，民企不敢欢呼。

民企已经被“忽悠”怕了。尽管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用数据表示，整体上不存在“国进民退”，但民间投资者并不认为这个结论能够反映他们的真实感受。在众多民营资本被折戟沉沙的现实面前，让他们对“新36条”不敢乐观。 民营资本的忧虑

如今，民营资本最大的担忧，是这些原则性的政策无法落实，因为很多政策的朝三暮四和朝令夕改已成为常态。

在“新36条”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政策性住房建设、金融服务、及国防科技等领域；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参股等方式投资建设公路、水运、港口码头、民用机场、通信航空等项目。

政策不由得让人怦然心动。然而，我们转身看到的现实世界却是，“国进民退”仍在各个领域奋然疾行。

2010年5月12日，国航总裁蔡剑江正式就任深航董事长，标志着国内最大的民营航空公司深圳航空被最大的国有航空公司正式收入囊中。

东星航空创始人兰世立4月9日被武汉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此前，鹰联航空也于1月22日正式退出，变身为国有控股的成都航空。国有航空重又一统天上。

与此同时，在山西煤矿“国有化”的带动下，2010年，陕西、内蒙古、河南、湖南等主要产煤区，规模更浩大的煤矿国有化开始了，五省区内，将有2000家煤矿被兼并或关闭。这样的趋势怎能让民间投资者感到安心。

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36条”)，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但2006年又出台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电信、金融等七大行业必须由国有经济控制。这样的朝令夕改政策更让人无所适从。

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某些领域的时候，常常是这些领域无利可图的时候。而民间资本进入这一领域后，市场一旦成熟，利润丰厚了，往往民间资本就“被”退出来了。

就在“非公36条”出台的2005年，即发生了“中国民营企业维权第一案”——陕北油田事件。陕北的那些油田因为产油量不高、开采成本大，才让民营资本进入的。但当民营油井开始赚钱的时候，当地政府却用强制手段逼着民营油井老板退出。

山西煤矿也发生了同样的一幕。2005年之前，煤价低迷，开采煤矿是一个利润微薄的行业，因此，政府引入民营资本进行开采。在随后的几年，煤价飞涨，煤老板成为暴富的代名词。2009年，煤矿资源整合的风暴又来了。虽然整合是以生产安全的名义进行的，但我们有必要对此提出质疑。相对民营中小煤矿，国有大矿的安全记录并不好。2009年最大的三次矿难都发生在国有大矿，让安全记录并不好的大煤矿整合中小煤矿之后，会变得更安全吗？显然，生产安全与企业规模没有关系，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也没有关系，以生产安全为由推行“国有化”，理由更站不住脚。

民营资本的遭遇已经让他们看到了“鼓励、引导民营资本”投资背后的风险，这让民营资本对新政策的出台保持疑虑，也在情理之中。

这一次“新36条”在房地产宏观调控时出台，很难不让人认为，这只不过是政府的权宜之计。目的是打击房地产投机的同时，让民间资本能够有一个泄洪的方向，而不是拥挤在少数几个领域，推高资产价格。继而推高通货膨胀。如果这就是政府的目的，那么，当资产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危险消失时，民间资本会不会重蹈以前投资油田、煤矿、航空等产业的覆辙呢？这才是民间资本的忧虑所在。 “国进民退”无可否认

“新36条”被媒体称为“对国进民退的纠偏”。但事实上，对2009年以来的“国进民退”趋势，政府层面始终持否认态度。

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2009年，私营企业的效益明显好于国有企业，说明国有企业并没有挤占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没有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大家之所以有“国进民退”的印象，可能是由于2009年在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时候，我们兼并、重组和关闭不符合安全规定的厂矿引起的。

而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则认为，目前中国的统计数据不支持总体上存在“国进民退”现象。自2009年煤炭资源整合以来，山西省相关官员多次表示，煤矿兼并重组系“优进劣退”，而非“国进民退”，并没有将民营企业排除在外。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则直称“国进民退”是个伪概念，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政府拿出财政资金救民于水火之中，救企业于患难之中，政府的拨款进了社会，还说是‘国进民退’？这是在救灾救难。”

那么，事实如何呢？

在部分重点行业，“国进民退”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从央企抢“地王”、民营房企被逼出中心城市，山西煤矿重组、东星航空破产、山东钢铁收购日照钢铁等案例中，我们明显看到，2009年“国进民退”愈演愈烈的趋势。

从钢铁行业来看，2009年，在山东省政府主导下，盈利的民企日照钢铁被亏损国企山东钢铁吞并，被称为“蛇吞象”。蛇之所以能吞象，是因为它有政府支持。

在航空业，2005年进入市场的民营航空公司，到2009年基本销声匿迹。东星航空倒闭，鹰联航空被国有资本收购，深圳航空在民营控股投资人李泽源被判刑之后，很快被国航收购。

在房地产行业，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段子：任志强准备去拍望京地块时，潘石屹对任志强说：你别去丢人了，你抢不过人家的，央企太有钱了。央企的财力之雄厚，不但民营房企中的领先者无法比肩，一些地方国企也无法抗衡。央企在过去一年已经占据了中心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它们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接二连三地拍出“地王”，将民营房企挤出市场。

2009年的国有化趋势，甚至在一些很“草根”的行业也显现出来。比如，“收破烂”这个最适合民营资本经营的行业，在重庆也面临着国有资本垄断的冲动。2009年，重庆市成立重庆再生资源集团，要对重庆市约10万名废品回收从业人员中的90%进行整合，统一服饰、统一收购价、统一领工资等。

2009年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用力方向很明确。在规划中，具体的国企名字和要开展的并购重组计划都列了出来：汽车业要重点支持国有的三大三小企业；船舶业要重点发展两个龙头企业——中国船舶和中船重工；钢铁业要“推进鞍本与樊钢、东北特钢，宝钢与包钢、宁波钢铁等跨地区的重组，等等。有人戏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应改为“十大产业国企振兴规划”。

事实上，投入到振兴规划的4万亿元投资，几乎全部进入了国企口袋。“铁公基”项目几乎100%都是通过国企平台运作。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透露，截至2009年11月，我国金融机构14.65万亿的短期贷款中，乡镇企业是9004亿元，私营及个体经济6896亿元，两者之和只占全国金融机构总贷款的10.85%。由此可见，政府相关官员对国进民退的解释，与实际情况还是有些距离的。 民企的无形障碍

2009年的“国进民退”也许不是国家战略，因为“国进民退”的升级，的确有金融危机的大背景。当金融危机威胁到国家经济稳定时，当“保8”成为政治任务时，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和货币投入就成了政府的必然选择。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又恰恰是国有垄断为主的行业。

手握天量资金的国企，就天然地会挤压民营资本生存的空间。这是2009年“国进民退”的必然逻辑。

可以说，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一些关键性的行业，尤其是金融行业并未向民资开放。在这种背景下，一旦国家决定放出天量货币来救市，就会让国企与民企的这种不平衡加剧，从而在事实上造成“国进民退”。

在很多时候，民营资本面临的障碍除了准入限制之外，更多的障碍其实是包括融资在内的“玻璃门”。也就是说，在准入规则上，国家也许不限制民营资本进入，大门看上去是敞开的，但当你兴高采烈准备进门时，发现是透明的“玻璃门”，你还是进不去。

在民航业，大家都知道“亲儿子”和“干儿子”之分。在竞争当中，国企和民企面临着不平等的竞争条件。2008年，民航全行业亏损282亿元，东航巨亏120亿元，陷入巨亏的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均获得政府数十亿元的直接注资；东星航空亏损5亿元就陷入破产境地。国航、东航、南航等三大国有航空巨头欠机场起降费、航油费、民航建设基金比民营航空多出很多，但却很少被同属国有的机场、油料公司等单位追究，而民营航空公司一旦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就会被停航。

“亲儿子”都能够从民航总局获得包括中心城市、发达地区的优质航线资源，并且能够分配到最好的航班时刻。甚至在机场机位停靠上，国有航空公司也常常能获得好的机位；而民营航空却很少能进入中心城市航线，也无法获得国际航线资格，甚至在机位停靠上，机场也会安排一个远机位。此外，民营航空公司在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也相当困难。

这些无形的政策“玻璃门”在各个行业都大量存在，而这正是阻碍民营资本投资，看不见却最具杀伤力的障碍。

我们在谈“国进民退”的时候，虽然不能说这是政府的计划行为，却不能否认“国进民退”的存在。“国进民退”很可能是一系列外部和内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政府“救市”下的暂时现象。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政府“救市”政策退出的时候，“国进民退”就会自然消退。

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只要国务院出台了鼓励民营资本的“新36条”，民营资本的春天就来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整个旧体制的惯性。在国有资本仍然占有金融体系，在一些政府部门的思维仍停留在旧时代上，在一些制度性的障碍仍未消除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轻言“国进民退”不会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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