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九连跳”：我们的现实我们的痛

2010年05月17日 03:05第一财经日报【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编者按：

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怕，那还有什么更可怕的呢？一个自杀现象发展到了“九连跳”，就不能不说是个严重问题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问那些已经跳下去的富士康员工，但我们可以向社会求解，向他们工作的企业求解，向和他们一样还在流水线上劳作的工友求解，向我们的产业发展模式求解，向我们的心灵求解……

他们的生命在瞬间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反思远没有停止。在人口红利被过度透支利用、依赖低廉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和定位今后的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必须明确选择发展模式所要倚重的价值标准：是以利益为核心，还是以人的价值为导向？是在致力于为众多外来投资者创造巨额利润，还是在为中国探索一条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现场直击：富士康没能阻止第九跳

李娟

5月14日，当大多数人还没有从耸人听闻的“八连跳”中缓过神来，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还是发生了残酷的“第九跳”。和之前稍有不同的是，在事发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匕首，死者身上有四处刀伤，在宿舍7楼楼顶发现有血迹。警方勘查现场后排除他杀嫌疑，确认死者属自杀身亡。

在“第九跳”发生后的第二天下午，5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看到，就在“第九跳”发生地宿舍的楼下，正在举办一场类似“快男超女”的卡拉OK海选，很多20岁出头的男女围在一起观看，不少表情略带羞涩的工人在很多人面前大声唱着歌。

这幢楼已经恢复了以往的状态，楼下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很多工人坐在旁边休息，喝饮料，还有一些工人在旁边观看露天的一些节目，跟往常的任何一个周末一样，喧嚣而平静。

记者在福华宿舍“第九跳”的事发现场看到，从一楼和七楼顶楼的情况来看，现场已经被打扫干净，没有找到任何血迹。记者来到该幢宿舍的七楼楼顶，进入天台之前，有一块警示牌：“天台禁区、楼高危险、请勿进入”，对面是另外一座庞大的宿舍楼，楼下有小卖部，还有水果超市，在七楼楼顶平台周围，有一米多高的栏杆，必须翻越栏杆才能跳下去。

据了解，死者姓梁，所住房间内共有八人，这名安徽籍男子是在去年11月进入富士康从事一线工作，但宿舍的很多人对他并不了解。

这和其他跳楼事件有不少相似之处，1月份跳楼身亡的马向前的一个舍友表示，宿舍的人很少交流，因为两班倒，大家很少见面，他来了7个月，从来没和舍友出去玩过。如果是白班的话，他一般晚上8点钟下班，8点半左右回到寝室，冲完凉，不超过11点钟就睡觉。

不仅如此，“第九跳”死者生前所住的四楼多间宿舍工人表示，并不清楚此事。从警方掌握的情况来看，他是自残后跳楼身亡。

从2010年上半年的富士康员工“九连跳”系列自杀事件来看，这些当事人出生在1986年~1992年，也就是在18岁~24岁之间，入职时间不到一年。

富士康集团媒体办主任刘坤对此表示，富士康集团正在改善和检讨自身管理，同时也正在做很多工作，帮助员工稳定情绪。

在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交流大会上，记者注意到，有一个游戏，如果能说全一个宿舍的舍友名字的，可以拿到奖金，这个游戏遭遇到一些尴尬，迟迟都凑不齐三个人来参与这个游戏。此前，富士康工会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曾做过类似的举动，要求有工人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1000元，同样，绝大部分人答不出来。

励志交流大会上有一个节目改编于富士康员工身边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女工和一个男工谈恋爱，怀孕，然后被男工抛弃，随后发现男工有了新女友，这个女工无望后准备选择死亡，在最后关头被救了下来。记者注意到，在女工几乎陷入绝望在台上歇斯底里哭泣的时候，不少新入职的员工也随之开始抽泣，这是唯一一个从第一场演到现在，每场都有人哭的节目。富士康目前为止跳楼的几个女工中，或多或少有感情纠纷。

尽管富士康对此做出很大努力，但并未能阻止“第九跳”的发生，记者了解到，富士康也有不少娱乐设施：游泳池、健身房、运动场、咖啡厅、网吧。不仅如此，富士康集团还在绝大部分厂区、宿舍、食堂等公共场所装有IPTV电视，除了有集团电视台，还有杂志社和社团组织。

但这一切没能有效阻止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发生。从4月份开始，富士康就通报所有员工：任何职工只要发现身边的同事情绪异常，便可通知心理医师或者部门主管。若情况属实，公司奖励200元。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对媒体表示，坠楼事件连续发生暴露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王同信也说，坠楼事件所涉员工均为“80后”、“90后”，大多入职时间不长，面临工作和生活的较大压力，适应社会缺少经验。

与此同时，在深圳龙华镇东环二路富士康科技集团南门口，尽管将近30摄氏度的高温，求职者还排着长队在报名，在年后招工高峰期的时候，求职工人热情高涨，从凌晨就开始排队，每天人数超过2000人，不得不拉起警戒绳来维持秩序。

我们的痛

钱蕾

记者李娟在第一时间给我发来“富士康九连跳”的消息，我用iPhone手机和她沟通，并把这一消息传到该去的地方，借助iPhone出色的上网功能和良好的操作界面，我顺利地处理了这一新闻。但在退出iPhone的那一刻，一种莫名的罪恶感挥之不去：也许我手里的这部iPhone就是在深圳那家企业生产的，那一个个从楼上跳下去的鲜活生命，他们曾经留在流水线上的工作印记或许就被封在这部冰冷的手机里。

这部过去5年内已经卖了6000多万部的全球最酷手机的商标是苹果，虽然它和美国苹果公司的其他产品一样，由中国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生产。但苹果公司2009年的利润是90亿美元，员工却只有1.8万人。而富士康国际2009年利润为3900万美元，员工人数是11万(此为上市公司数据)。

苹果委托富士康加工的产品，能获得约45%~55%的市场毛利，当然，它需支付品牌和市场营销费用等等。富士康获得的只是其售价6%的加工费，它用这6%支付场地、仓储、运输、水电、人工、管理等开支。其实，在富士康还没开工之前，这个全球分工游戏就决定了富士康必须以低成本优势才能分到全球产业链上“制造”这杯羹。富士康模式是我们的痛，也是我们的现实。

贴牌到底是机遇还是陷阱，这是中国经济界一直在争论的话题。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中国生产着世界贸易市场80%以上的笔记本电脑，一半以上的手机，70%以上的服装机械，50%以上的服装，70%以上的玩具、袜子、眼镜，80%以上的电子钟表，40%的化纤，一半以上的鞋和床上用品，三分之一的家具以及大部分的小五金。全球三分之一的货轮在运送中国生产的商品，中国需要的能源、粮食及工业原料，所以中国还生产了世界35%的煤炭、50%左右的水泥和钢铁。

但这种惊人的生产能力，在消耗了大量能源、创造了天量GDP的同时，却没有带来另一个我们想看到的结果：让参与全球分工的工人也都变得富裕。也就是说，中国工人的劳动让国家已经变得富有，还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工人本身并没有分到应得的回报。这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吗？当然，现实地讲，贴牌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阶段。全球化趋势下的经济细分，确实让贴牌成为中国迅速扩大经济总量的一种不错的选择。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贴了20年，我们可以一直贴下去吗？我们愿意一直贴下去吗？我们能够永远以“成本优势”去“招揽生意”吗？

经济学家罗默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学”认为，一般商品的生产，随着规模的扩大，收益终要递减。唯有知识的生产是例外。罗默认为，现代社会里，国民财富增长的最大动力不再是资源和人口的增长，而是知识的增长。按这一理论，贴牌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模式更加可怕之处在于，它让我们在国际领域失去产业主动性的同时，却逐渐让对手变得强大，而这反过来进一步挤压我们未来的产业生存空间。它带来的另一个负面效应是，在中国人还没真正变富的时候，却已在世界范围成为贸易上的众矢之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反倾销投诉的最大受害国。

在缺少核心技术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建立自己在产业领域的优势、获取与国际企业平等对话的筹码？这是眼下中国必须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其实，有时在经济学上看上去无解的命题，只要站得再高一些，站得再远一些，可能就不难找到答案，这涉及选择发展模式时所应遵循的价值观：是一切以利润为核心，还是以人的价值为导向？是在致力于为众多外来投资者创造巨额利润，还是在为中国探索一条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世界并没有只留给中国这一条路，我们付出的代价已经太多。也许，我们已经走得太远，需要回到原点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