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岭：富士康该为“九连跳”担多大责

如果打工者仍然只是打工者，无法享受到城市里的公共服务，无法融入城市化进程成为新市民，只能像父辈那样在工业流水线上耗尽了青春之后卷铺盖走人，那么面对这种没有未来的青春，打工者的心理能不脆弱吗？

□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富士康员工的“ 九连跳”，引起了舆论高度关注。据员工反映，富士康的管理的确有一些问题，一个管理存在问题的企业，肯定会对员工造成伤害，而至于伤害的结果，则不一定取决于这种伤害本身，而取决于员工的生存状态和环境。从这个角度，更有可能看清“九连跳”背后的真问题。

作为一家代工厂，富士康员工的收入不高，“工资由当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因此员工们认为，“多加班的工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在深圳这个发达的地方，凭着这样的收入水平，富士康的打工者要保持体面生活恐怕很难。更重要的是，这些打工者，事实上被排斥在城市的大门之外，成为一群没有梦想的人。对于这些为企业创造利润，也支撑着深圳经济活力的打工者来说，深圳这个现代化的都市，和他们的未来基本上没有关系：没有这里的户籍，买不起这里的房子，孩子不能在这里上学，政府提供的其他公共服务也基本和他们无缘——这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环境。低收入，加上制度化的社会排斥，极大地挤压着他们的生活和心理空间，因此，任何小小的伤害，都有可能在他们的内心被无限放大，引发某种极端行为。同样的管理缺陷，在拿高工资享高福利的垄断企业里，引发极端行为的可能则小得多。

针对“九连跳”，社会上对富士康有各种各样的指责，比如“血汗工厂”啦等等，事实究竟如何不敢妄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企业，都无法摆脱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

富士康员工的收入水平，不可能超越同类企业的总体工资水平。资本的收益高，劳动者的收益低，这不是富士康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中国打工者面临的普遍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初次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我们就不能希望富士康给员工涨工钱，从根本上改善富士康员工的生存状态也就没有可能。

如果打工者仍然只是打工者，无法享受到城市里的公共服务，无法融入城市化进程成为新市民，只能像父辈那样在工业流水线上耗尽了青春之后卷铺盖走人，那么面对这种没有未来的青春，打工者的心理能不脆弱吗？

从富士康员工的生存状态，我们看到了中国打工者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所处的位置，某种程度上说，这甚至是一种暂时的宿命。但这恰恰应该成为我们经济、社会等领域改革的巨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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