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园落成典礼上午实录(6)

2010年04月24日 10:47凤凰网财经【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许小年：

谢谢四位讲演者的精采发言，要想概括他们四位的发言是非常困难的，每个人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在金融危机之后，如何去进行反思，如何去避免这样的灾难再一次地发生。如果我这个大致地小节一下的话，我可以把这四位的发言做一个这样的梳理，就是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和思考，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像凯恩斯反思大萧条一样的这个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研究这一次危机爆发的原因，因为只有找到了这一次危机爆发的原因，我们才能够找到正确的应对方法，才能够找到正确的政策来避免这样的事件再一次发生。在这样的反思和思考中，我发现中外的学者是遵循着两个不同的路径，国内的学者更多地强调是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吴敬琏教授就提出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是因为主权国家货币作为世界通货使用，而又因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失误，引起了企业、私人部门的高杠杆率，最终导致了这样一场经济危机。

吴晓灵院长也提到，全球主要国家的结构失衡，是这一次危机的深层次的原因。那么郭理默教授没有明确地讲，在他的讲话里他提到，这次危机说明了美国的模式的破灭，是不是可以说郭理默教授也认为美国的这种金融的过度发展，是这一次危机的原因。白思拓讲得就更直接了，他讲的是要对所有的金融行业进行监管，要有更多的监管，并且对于如何去监管提出了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他们总体来讲似乎中方的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的产生是由于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而全球经济结构的失衡中，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当局所犯的错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我再延伸一步这次金融危机是政府失灵。如果按照郭理默教授的建议，就是要美国增加监管，当然郭理默讲到中国要减少监管，这个我是非常同意的。

那么白思拓也讲到要改善监管，那么似乎这次危机的产生，是由于金融行业监管失误造成的，是市场失灵。我就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请教四位讲演者来开始我们下面的讨论，我们做这样的划分，当然是很主观、很任意的划分。今天吴敬琏教授谈到了美联储政策的失误，对于这个判断我想吴晓灵教授也是同意的，那么对于监管的时候大家谈的都是如何去监管华尔街，如何去监管金融市场，为什么我们不去谈一下如何监管美联储，如何去改善对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就是原来吴晓灵行长任职的货币政策当局，为什么不去谈一下改善对他们的监管。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的话，当前需要讨论的除了改善监管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改善对美国联邦政府，不知道四位教授对此有什么样的评论。

郭理默：

我可不敢挑战你对我的总结，我觉得您的总结是非常到位的，我就是有一个问题。那我们刚才提到危机的一个原因，也是政府失败，在这次危机当中，政府使用了很多的一些工具，这些工具都是过去这么多年以来积累的工具，比如说货币政策工具还有财政政策工具，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这其实工具就像海洛因一样会让人上瘾的，我觉得应该说是一些重型工具了。那么这些工具可能在当时来说发挥了一些作用，可能会对未来造成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这样的一些重型的工具，就像这样的一些重要，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地再考虑一下，因为他以后所造成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吴敬琏：

问题是这样的，但是把它简单地归结为监管政府，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提得简单了。因为谁来监管政府呢？人民，人民来监管政府，我这里就觉得有一个更加难处理的问题，就是短期的考虑和长期考虑的关系问题。比如说在这样一个美国式的结构失衡，对于一个普通居民来说觉得很好，消费力这么高，可以动用、运用这个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2，去动用别的国家的资源来支撑美国的高增长和高消费。从短期来看，对每一个居民来讲都是好的，对中国来讲也是这样，比如说我的出口导向的政策，我用一套的政策来支撑出口，使得我们这个增长率变得非常地高，如果我们改变这个政策的取向，譬如说人民币的币值更加符合可交易产品的供求状况，那么就意味这出口可能不会可能。从短期来看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他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政策，所以格林斯潘在他退休的时候，他的声誉是非常高的，他的每一次发生了经济衰退，他都用一个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把它救起来，很快地救起来，所以他就有一个短期的利益考虑和长期的利益考虑问题。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我们的经济学的研究者和我们的教育机构的责任问题了。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让更加本质的，更加根本性的考虑，进入每一个人的思考之中。使得他监管政府的时候，不但要政府能够增进他的短期利益，能够增进他的短期利益，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许小年：

吴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去监管政府，就是靠民众，但是当民众去追求短期利益的时候，也可能犯错误，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那怎么办呢？只有上帝是完美的，所以让上帝来监管政府。这个不是开玩笑，我在金融危机之后曾经提出过一个建议，当然我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少，就是重新考虑金本位，这个金本位的含义是什么呢？它最本质的地方就是剥夺了政府的货币供应权，货币供应由谁决定？货币供应由上帝决定。既然美联储搞不好货币政策，既然中国人民银行搞不了货币政策，既然民众监督政府也会有短期行为的冲动，那我们就把这事儿交给上帝好了，这个世界上有多少黄金，就有多少货币供应，免得再来祸害，免得信用货币烂发，造成资产泡沫，这是我的一个很快的这个回应。吴院长不同意是吧？吴院长在摇头。

许小年：

我和吴院长的政策意见非常不一样，但是精神是一致的。这个一致的精神就是缩小政府在经济中的职能，缩小政府的作用，而让市场来发挥配制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白思拓：

其实我想说，你刚才对我的发言总结比我自己还要说的好。其实我这个发言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内容没有时间讲，那么我想回应一下您刚才的问题，确实政府失灵是存在的。政府失灵确实是存在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我也同意您的观点，其实欧洲的央行也是需要监管的。

央行必须是要保持独立性的，当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但独立呢必须要独立于政治也要独立于市场，而正是在独立于市场这一点上他失败了。所以其实这里也不仅仅是监管的问题，这里面还要包括了人的思维方式的问题。

提问：

刚才吴老师也讲，就是现在中国经济面临就是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是要改革，我就想问问改革是涉及很多方面的，在下一轮的转折之中，您觉得什么改革是最重要是最关键的？

吴敬琏：

我想在我心目中改革症结还是在这儿，政府部门有两个方面是要改革，第一就是现在政府配制资源的前提太大了，介入微观经济太多，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谓增长模式，或者叫经济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都在这边，政府不愿意退出，所以他就动用资源来做快这个经济增长，就是采用了一些非常粗放的，无效率的方式来发展经济，这是一个方面，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说它要退出，另外一个方面，政府在一个建设一个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制度方面，现在做的很不够。必须加强其实这个话我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总理已经说过多次了，已经当国务院总理有7年，好像每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就这么一段警句，就是说现在政府管了许多不应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应该坚决不要管。

另外一方面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好多都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好，我希望我们的这一届政府在未来的2年多的任期中把这个事情办好。

郭理默：

我想稍微再补充一下，我完全同意吴教授刚才所说的，我讲的是中国，他刚才提到中国的政府的权利非常地大，其实在西方也是一样的，可能形式不一定完全相同，政府对公众的需求作出反应的权利太大，也就是德国，我所来自的国家。那么平均来说的话，每过几个星期我们都来进行一次选举来决定一个国家的问题，因为这个政府他在进行决策的时候，他过于地追求民众对他的支持率。之前我提到了一个趋势，就是这个全球的一个趋同的趋势，就是中国的监管会放松，而其他国家的监管的话会加强，那么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样的。

许小年：

在中国丝毫不比德国逊色，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民粹主义的表现，现在领导报告不光是有警句了，连唐诗宋词都出来了。

提问：

请教一下吴院长，因为刚才说到要解决金融危机或者说是金融监管的问题，还是银行该破产的时候要破产，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第一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国际上西方国家现在银行的破产是不是经常会发生？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还是知道就是一涉及到银行破产，我们就是担心的是稳定的问题，那么在国外是怎么样来解决这个稳定的问题。还有因为我们看到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的时候的导火索是雷曼兄弟的破产，而且很多指责说是因为当时政府没有救雷曼兄弟，所以我说一个投行的破产已经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动荡，如果是商业银行的破产，会不会后果会更严重。

谢谢。

许小年：

咱们将来把人民银行改成叫做穷人银行。

提问：

我有一个问题是给吴女士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们不仅仅有银行去破产，我们现在是整个国家在欧洲有国家都要破产了，那么你如何来去判断一下希腊的情况。你去有什么建议，你对银行有什么建议，或者说对希腊有什么建议。

白思拓：

其实希腊的问题是可以得到控制的，应该说是有很多的钱会涌入希腊，比今天大家承诺的还要多，我们应该认识到，不管这些国家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认识到每个国家他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希腊跟德国的情况跟西班牙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如果在德国这个政策用得是好的，在希腊未必就行得通，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知道这一点的，那么当欧元诞生的时候。这个其实欧元系统应该说是比较脆弱的，如果说我们回到这个话题的话，这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了，那么就是欧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了。因为就是过去50年，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欧洲共同体，如果说这个我们去质疑欧元的话，我们又回到了当初的开头，这个恐怕是很成问题的。

那么希腊和西班牙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西班牙的问题主要是私人债务，不是公众债务，不是国家的债务，也就是说是我们的金融机构他们的债务造成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不是政府的债务。

那么从量上面来说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西班牙的问题和今天希腊所面临的问题规模是一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解决方案就是不一样了，要知道西班牙的经济是希腊的四倍，所以说解决方案就会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让这个问题继续，让西班牙的问题继续恶化的话，当初它就会愈演愈烈，甚至像今天希腊的问题这么严重，但是在当初西班牙的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面临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再一个完全真心的一个领域，都不知道如何去解决。

许小年：

让我们一起感谢四位嘉宾的讲演。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