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的1984年：为商品经济翻案为上海定调四个中心

2010年01月22日 07:22东方早报【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生于1930年1月24日，吴晓波新著《吴敬琏传》，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吴晓波

1984年7月，在耶鲁大学当了一年多访问学者的吴敬琏风尘仆仆归国，前脚刚踏进北京的家门，后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就来了。

马洪“三请”吴敬琏

马洪(1920-2007年)是当代改革史上一个十分传奇的人物，对宏观经济管理和工业经济非常娴熟，曾参与多个中央经济文件和战略规划的拟定。他写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一书(主编陆斐文、马洪、桂世镛，三人共用一个笔名“马文桂”)是“文革”期间发行量最大的工业经济教科书。1982年6月，马洪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85年起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事实上已成为中央经济决策的重要智囊之一。

这一次，马洪登门造访吴敬琏，是邀他同去东北参加一个发展战略规划讨论会。

周南(吴敬琏之妻)担心丈夫的时差还没有倒过来，想让他在家里稍事休息几天。可是马洪看上去很急迫，接着又登门来了两次，说此行不累，可以一边开会，一边休息。架不住马洪的再三邀约，吴敬琏在归国的第七天，就随马洪北上去了东北。

一上路，吴敬琏就意识到情况远非参加几个讨论会那么简单。马洪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叠文稿，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吴一看笔迹就认了出来，这是他的两位老朋友——已经担任工经所副所长的周叔莲和财贸所所长张卓元拟写的初稿。

马洪说：“拉你出来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必须马上把它改定，因为，再过3个月就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了。”

薛暮桥不得不违心检讨

这叠文稿的背后，风潮汹涌。

这其实涉及改革史上一个十分敏感而重大的“名词解释”之争：到底该如何定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总的来说，主要是两个名词的选择：A.计划经济，B.市场经济。

1980年9月，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的薛暮桥为体改办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文件，其中写道：“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他在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对这份文件做说明时说，这个文件要解决的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他认为，提出商品经济这种说法“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的挑战”。

薛暮桥的提法得到了胡耀邦和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但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反对。从1981年到1983年期间，出现了一系列批判这一观点的文章。它们均反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论”，其理由是“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

1981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印发了一份《当前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几种观点》的材料，它把国内的经济学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坚持计划经济的；第二类是不那么坚定地赞成计划经济的；第三类是不太坚定地赞成商品经济的；第四类是主张商品经济的。其中，邓力群等列名第一类，薛暮桥、林子力等被划为第四类。

在为预定于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政治报告的过程中，“计划派”力量占了绝对的上风。起草小组成员王忍之、袁木等人在一封信中说：“在我国，尽管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是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把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共同占有、联合劳动关系，说成是商品等价物交换关系；就会认定支配我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是价值规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这样就势必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将这封信作为定论，批发给宣传口所属各单位。

与之相呼应，媒体上也刊发了大量类似观点的文章。

在最终形成的“十二大”报告中，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表述为——“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报告认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这一部分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有益的。”日后，吴敬琏认为，这无疑是一个倒退。

“十二大”以后，薛暮桥不得不在他主持的一次关于体制改革理论的座谈会上作了违心的检讨，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当时的痛苦心情：“感到相当为难……这次讨论要由我来做动员报告，我必须表态，是赞成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呢？还是赞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一方面，我在思想上倾向前一种提法，另一方面我有义务在公开场合遵守中央文件有关规定。”

此刻，摆在吴敬琏面前的这份文稿，便是改革派试图推翻1982年的“定论”，为商品经济“翻案”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