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的1984年：为商品经济翻案为上海定调四个中心(2)

2010年01月22日 07:22东方早报【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0条

送上一篇试探性文章

马洪等人敢于在此时“探险”，也与当时的宏观氛围分不开。从1984年开始，中国经济从整顿中走向复苏。在元旦过后不久，近年来除了出国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突然决定到南方看看，这是他一生中两次著名的南方视察的第一次。

邓小平马不停蹄遍走特区，2月1日，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对特区模式进行了公开的肯定。在他离开广东后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此后，中国的对外开放逐步由点及面，最终形成了沿海全境开放的格局。

正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之下，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授意马洪，给一言九鼎的“老革命家”们送上一篇试探性的文章，看一看是否可能在10月份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重提“商品经济”。

马洪立即组织周叔莲、张卓元完成了初稿，这回赶上吴敬琏正好归国，马洪怎么肯放过他。于是，他们几个人在沈阳、长春白天参加战略讨论会，休息时间和晚上就抓紧逐字推敲，修改文稿。据后来学者的揣测，马洪之所以倚重吴敬琏，一是信任他的学术素养；二是希望他能够把耶鲁带回来的现代经济理论融汇进文稿之中。

马洪和吴敬琏从沈阳写到长春，再从长春写到大连，一路数日就把文稿基本改定了。马洪当机立断说：“下面几站我不走了，要马上回北京。”吴敬琏与他道别，代表马洪继续前往哈尔滨开会。

一回到北京，吴敬琏就急忙去马洪家里探听情况，了解反应。他知道兹事体大，关乎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走向。马洪非常高兴，告诉他，文章已分送给几位老同志，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最让马洪高兴的是，王震还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们不能只说老祖宗说过的话，应该有创造性。只有一位理论家给马洪打电话，说基本观点是赞同的，但是不要从全民所有制内部找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还是从两种所有制的关系、两种公有制的存在来说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的原因，言下之意，还是要回到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设定的框架下。马洪拒绝了他的意见，并拿出王震的信给他看，王震是这位理论家的老上级，他便不再吭声。

当获知有影响的“老同志”对这篇《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再思考》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之后，9月9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了题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9月11日和12日，邓小平、陈云先后批示同意。紧接着，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领导的坚持下，经过人员调整的“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对所有的表述作重新的拟定。

十二届三中全会“定调”

吴敬琏还回忆了一个细节。9月中旬，他随马洪在上海作调查研究，一天晚上，他发现马洪又在伏案写东西，便问他在写什么，马洪说，现在看到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的最新一稿上还是没有“商品经济”的提法。他透露说，在9月9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用我们那篇文章的意思给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现在，我再用那封信中被肯定的提法给党中央领导人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写信，要求把它写进去。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下称《决定》)，明确指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十二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改革开放影响最大的会议之一。邓小平在全会上说，《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新政治经济学”。他在10月22日的中顾委会议上又说，“这次经济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

至此，在历经几年的大争辩中，“商品经济”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我们即将看到的景象是，日后还将有新的大反复，而最终，新的争论的尘埃落定是在1992年。吴敬琏在1984年的这次争论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在数年之后的大论战中，他更将孤身出战，并因此而声名大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