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社会改革需要大量向国有企业征收利润

凤凰网财经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年会于3月20-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调整•合作”。凤凰网财经进行全程报道。下面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发言。

郑永年：谢谢主办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再次给我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意见。我想讲的是怎么样预防房地产泡沫转变成为社会泡沫。这几年中国社会在房地产问题上争论很大。目前的房地产现象是不是一个经济泡沫，我想这个问题应当留给经济学家去回答。我自己不是学经济学的，但是我觉得中国房地产从现象上看不是经济学供求所能解释的。很多城市像北京、上海房地产的控制率10%以上，有些城市甚至达到50%以上。同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85%以上家庭买不起房子，我想这不是经济学所能解释的。

我担心，从一些社会发展来看，如果房地产事情处理不好，在华人社会尤其中国很容易变成社会泡沫。因为房地产对中国甚至对华人来说，像新加坡、香港，主要是社会的民生权。很多人担心西方的人权观念会影响年轻人，影响中国社会，导致不稳定，我觉得这点没必要，因为华人社会对于民生权认同度非常高，而不是说西方所说的政治权力。所以如果认同度很高的民生权，包括住房、教育、医疗这些权力不能实现，我想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该怎么办？我有下面几点看法。

第一，我觉得要调整政策思路。在中国，房地产一直被看成经济政策，我观察在房地产做的比较好的国家，像新加坡，我觉得房地产是社会政策。如果看成经济政策，房地产GDP功能就凸现出来，社会功能就会忽视。这个思路不调整我觉得会有问题。

第二，要调整中央跟地方的税收关系，财政关系。因为现在房地产主要高涨的角色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是地方财政，大家都在骂地方政府，我觉得光骂没有用。这主要是中央跟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因为94年分税制财政向中央政府倾斜，地方政府没钱，中央政府要不就把多分钱给地方政府，要不就是把地方职能收上来。所以如果光是中央政府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我觉得不会遏制到房地产涨价。

第三，要增加中国政府的社会性投资，因为中国前30年改革完全是生产性投资取得的，对社会性投资不够。每次经济危机来，中国都是牺牲社会政策来取得经济增长。97年金融危机就是靠教育产业化，教育成了经济增长很大的能源，而这次金融危机来了以后房地产成为经济主要增长能源。这些领域在很多的国家都需要大量政府投入，所以中国成为暴富经济增长我觉得不正常。

第四，要限制国有企业大量进入房地产。因为国有企业现在越来越多地进入房地产领域，我觉得他们会跟私人投资一样会把房地产炒的很高。那么国有企业是公家的，所以中国国有企业运行我觉得不太正常，国有企业亏本了要用纳税人的钱填补，国有企业赚了钱就是国家的。我觉得中国现在社会改革需要大量向国有企业征收利润，用于社会改革。最后我觉得私人投机也是房地产价格高涨的原因，我觉得外国热钱的投机，现在发展阶段中国房地产过分的开放，因为自己社会需求还没有解决之前，那么大门向外国人开放我觉得不正常，像新加坡80%房地产属于政府，外国资本进不去。而中国各个地方政府为了钱，就把房地产大门向外国投机开放，我觉得这个要限制。

另外一块是私人资本，中国很大一块是私人资本投机，很多人买了房子放在那儿不住。中国私人资本不仅在中国投机，还到去美国、欧洲、新加坡。我住在新加坡，新加坡私人资本把房地产炒得很高，我们买不起房子。中国应该向私人资本开放其他领域。要控制房地产市场，从技术上不难，主要是政策思路要调整，思路调整了以后才能有效的制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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