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郭树清和他领导的中国证监会来说，中心任务仍然是强化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功能，以此化解过度依赖银行贷款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市场必须去行政化，给市场的自我创新留出足够的空间。

毫无疑问，中国资本市场管制太多，中介机构过于弱小，规模和质量都与成熟市场相去甚远。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证券公司全行业的净利润不及交通银行一家，总资产仅为高盛的三分之一。券业高层在金融领域的地位也远远不及银行业。全国政协的经济组银行业大佬云集，但来自证券公司的只有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一人。基金业的唯一的政协委员谢卫并不在经济组，他是以民主党派的身份参加的政协会议。

2012年，证监会几位高层领导，包括主席郭树清、副主席庄心一和主席助理姜洋，都分别针对基金业、证券业和期货业的改革创新发表了讲话，改革已经从业界的呼声，上升成为监管部门坚定的意志。

不久前，庄心一在券商创新大会上的讲话，即使在业内老人听来也是耳目一新，甚至大大超出意料之外。这位从2004年券商综合治理开始铁腕治军的证监高官，竟然像拉家常一样坦陈券业对管制过严的各种微辞、抱怨和自己的苦衷。他还专门提到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赞扬他"对证监会的爱护总是以批评的方式体现的"。中信证券饱受"一参一控"和华夏基金超比例持股等监管红线之苦，因此，王东明一直呼吁放松管制。

我们当然欢迎监管者把本应属于市场的东西还给市场，因为即使不谈行政权力的潜规则和隐性门槛，管制过严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基本的事实，严重阻碍了市场功能的发挥。但是，在讨论证券、基金和期货业的创新时，只谈放松管制，而不关心如何有效监管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监管与创新永远相辅相成，过度的监管当然会阻碍创新，但是，脱离监管的过度创新不但会带来金融危机的灾难，还可能导致管制的反弹，甚至开市场化的倒车。中国的资本市场当然还没发展到发生美国式创新悖论的阶段，但是，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下， "开倒车"的前景更需要警惕。

因此，对于三大类机构的创新，证监会放松管制后，如何有效监管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不仅考验证监会的监管理念、工作方法、人才队伍，也需要整个金融监管体系的架构加以配合，划清各自的监管责任边界，建立高效率的协调机制。随着国内金融机构事实上混业经营的日益发展，金融监管也应该有更大的棋局。

非公开的场外市场对监管提出新挑战

MF Global再现雷曼困境

     中国的场内市场监管曾经有过惨痛的教训，十年前的证券和期货行业乱象就是明证。在汲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中国建立了证券和期货保证金第三方存管和中央监控的制度。事实证明，这套制度是行之有效的，甚至也正在为成熟市场所借鉴。
    2011年，美国最大的期货公司MF Global顷刻间倒闭，连带客户资产蒙受巨大损失。事后，美国监管部门始终没有弄清这个过程的细节，比如MF Global在自营盘资金链条断裂时，是如何挪用了客户资金，以及具体挪用了多少。如果美国也有类似中国的保证金监控中心，上述事件至少能够及时发现并采取应对措施，其后果也不会这么严重。

近来，证监会机构部、基金部和期货部都针对各自分管的领域出了具体的政策，在具体的业务层面回应了三大类机构的改革创新诉求。但是，仅仅做到这些是完全不够的。

从金融产品和市场的层面看，证监会需要在现有的场内市场为主的监管体系之外，迅速建立对场外市场的监管架构，以应对今后券商、公募基金和期货行业大量发展的私募产品(其实质是非标准化的场外市场产品)的监管需要。

相对于场内市场，场外市场的参与群体小，专业程度高，风险可能不会那么大，但是，这要建立在严格的投资者准入制度之上。同时，场外市场相对分散，集中监管很困难，潜在的风险没有那么容易发现；但是，经过日积月累逐步发酵，一旦爆发就难以收拾。

过去，资本市场处在严格管制之下，场外市场的产品几乎没有，而三大类机构在场内市场的标准化证券产品又受到严格的监管，因此，总体来看，市场的发育程度很低，没有发生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代表的场外市场崩盘进而牵动整个金融市场的可能。即便如此，中国的一些特殊国情也可能导致简单的场外市场产品引发更广泛的金融风险。

2009年以来的信托业大发展已经从2011年开始进入风险暴露期。不少房地产信托表面上是股权投资，其后仍然是贷款性质，脱不了间接融资疏于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的窠臼。融资租赁业"假租赁、真贷款"的现象也很普遍。私募股权基金和担保公司以项目投资为名、募集基金为名，从事非法集资从而导致大量投资者受损、威胁地方金融稳定的案件也时有发生。笼统来讲，上述案例涉及的金融产品都可以归结为场外市场产品，资本市场未来如果要做大场外市场，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