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企》：那你觉得现在中国的制度和传统的中国制度之间延续性很强吗？

张五常：不强。你们要明白，毛泽东时期，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私有产权铲除得干净，历史上没有见过铲除得这么干净的。人民公社时期，一只牛都不允许私有的，也没有一块地是私人的 。当北京从上往下改革的时候，下面的个人资产权利近于一片空白。跟着的制度形成自成一家。

当北京再把权力下放的时候，左尝试右尝试，造成了今天的地区之间激烈竞争的制度。这是史无前例的，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经济制度。你想想看中国有多少问题啊，又说贪污，又说法治不行，都说得对，但是中国的发展是历史上最快的，一定是某些方面做对了。

不可能是因为贪污而发展这么快的，不可能因为腐败取得今天的成绩的，也不是因为法制不好才会有今天的成绩—— 你说法制有问题，我承认，但中国不是因为法制不好才有今天这么大成绩的。它一定在某些方面做得很对，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改善，5000年来没这么好过。

那我们就要问它到底做对什么地方。

这才是问题所在。这才是重要的问题。

我举过一个例子，你知道运动员跳高，姿势和方法很重要。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姿势完全不对，根本不会跳，样子很可笑，但是可以空手跳八尺，这是世界纪录，那我们就要问了，他一定在某些方面做对了。

这就是中国的问题，你可以批评它的很多方面，但它可以空手跳八尺高。

《东企》：但一直到1820年，中国经济的GDP还占全球的30%……

张五常：首先这个数据是信不过的。历史上这类数据，我都不相信。

《东企》：我的意思是说，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和资源，只要回到正常时期，它就可以发展得很快。

张五常：中国的资源不对头。你去美国看看就知道了，差得太远了。中国没有西海岸，是在全世界最大的陆地的东面，地球向东转，地有吸力，于是风向东吹，所有大陆性不良气候都吹来中国了。大部分地方是高原，缺乏氧气，新疆水太少，而比起加拿大，比起澳洲，先天资源是不好的。

《东企》：那应该跟中国人的某些特质有关系。

张五常：中国人本身是吃苦耐劳的，我不知哪个民族能比中国人更能吃苦，而且中国人是聪明的。这些是中国的主要资产吧。

《东企》：所以这跟制度有很大关系吗？

张五常：当然有很大关系。人民公社没饭吃，文革没饭吃，要有好的制度才能把中国潜力发挥出来。所以我很佩服邓小平，他就是明白这一点。他很清楚这一点，他说社会要改进，要让每个人发挥他们的潜能，这是邓小平的信念。

这个信念，很多人都有，也不是他发明的。中国的老子这么说，英国的斯密这么说，单是说容易。

邓小平不止是相信，他相信而且做得到。这很难得。一般人只是说说，做不出来的，可是邓小平做得出来。他所有的政策都是让个人发挥潜能，所以中国有今天。

《东企》：刚才您讲，中国在某些方面一定做得很好，是哪些方面呢？

张五常：两样东西做得很好。我不是要称赞朱基，实在是因为做得好的两方面都是朱基在位时发生的。将来的中国经济史，是不会忽视朱基的。

第一个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制度，它是在朱基时代形成的。

第二是货币制度。朱基控制通胀的方法是没有人做过的。当时我也曾经批评过他，因为我的思维走弗里德曼的路向，从弗里德曼的角度来看，觉得朱基是错的。可是到了1997年，我开始转变了，我认为朱基是对的，弗里德曼是错的。弗里德曼错了，也就是说我也错了，因为我的货币思维是受到他的影响。

但是现在朱老的货币制度开始转变了，县的制度也可能转变，我还看不清楚。

我现在担心的是，许多人摸不准应该走什么方向，好的东西，他们捡到手都不知道。但这两个制度是非常特别的，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见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