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企》：刚才您说要找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来配合这个经济制度，那么您觉得这个政治制度应该是什么样的？

张五常：我不知道。我要从头再想想。但是我曾经建议，要把地区竞争制度搞清楚怎么回事，把它确定，写进宪法，然后再去修改政治制度。三四年前我就写了这篇文章：《还不是修宪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地区的竞争制度是重要的制度。我调查了两年多才明白，外国是没有的，历史上也没有的。

《东企》：您担心中国会碰到很大的外部危机吗？

张五常： 生产上，竞争和冲击，一点都不担心。只要制度好，我会把钱都押在中国上的。

《东企》：比如银行坏账，您从来不担心？

张五常：卖掉，卖掉。连坏账一起卖掉。无论有多少坏账，总会有人愿意出钱来买银行的。我曾对央行的朋友说，外国人收坏账是很有本领的，中国人收不到，外国人收得到。要卖就连坏账一起卖出去。坏账政府不要背黑锅上身了。

中国的学术

《东企》：您也提到过，中国在学术竞赛上一塌糊涂，这会影响未来中国的发展吗？

张五常：当然会啦。我很佩服当年的英国，这么小的国家，没有什么钱资助教育，可是回头看，经济学有斯密、李嘉图，物理学有牛顿，生物学有达尔文，文学有莎士比亚，画画有特纳，很多人才。人家形成了学术气氛。

你要问我，中国人是不是比英国人聪明，未必，但是中国人是不会比英国人蠢的。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出了多少个国际级的思想大师啊？我不是指杨振宁、李政道，他们是物理专家，也是从美国起家的。

《东企》：您觉得您自己算吗？

张五常：我自己就不要讲了吧？（笑）

中国近代没有出现多少个思想大师是讲不通的。你看人家美国，思想大师多得很，任何一门学术都有。

《东企》：为什么呢？

张五常：中国的学术气氛不对。现在大学考试，老师还要被关起来改卷子。跟从前的科举试一样，还害怕老师会作弊。收学生不要管得那么严，美国是有很多是公开考试的，但大学收学生，一般不大理会那些考试，中国太注重考试。

现在好些学校是公非公，私非私，也是说，老师在外面赚外快。美国也有这种现象，但中国要普遍很多。一个博士生导师，可以带三十几个博士生，这是发神经的，三几个已经太多了。博士粗制滥造。还可以看到一种生意，有替人家写博士论文的，在哈佛没有这种生意可做，牛津、剑桥都没有这种生意。

《东企》：缺乏思想家、缺乏学术自由，我们会不会成为一个长久的模仿别人的国家？ 张五常：你看现在网上，骂我的人数以百计。没问题。你骂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看到这么多年轻人这样子骂法，这种态度怎么做学问？

我不是生气，而是伤心。骂人毫无根据，一点内容都没有，只是破口大骂乱来的。他们不懂得人与人之间需要互相尊重。

这些所谓愤青，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和谐的社会可取，但思想上学子也要有冲击。在教育的基本结构上出错，会出大问题。

《东企》：这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张五常：找一些真正懂得教育的人去从事教育吧。说起来话就长了，你不能让外国人来帮你做，因为外国人不懂中国文化，但一定要找一些真正有学问的学者来做。十七八年前，我就写得很清楚了，说10年以后，最多15年以后，内地一定有比我高明的经济学者。今天我有点失望。

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一向都这样看。我念书的时候就是要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你说我是不是比马歇尔好，我当然比他知得多。我念他的书我怎么可能不比他多走几步？你说我是不是比科斯好，是不是比艾智仁好，我当然比他们知得多，因为是他们教我的，如果我不比他们有长进，这个世界就没有进步了。不是比他们伟大，也不是天赋比他们高，而是经济学知得比他们多，比他们深入。任何老师教学生都有这样的期待。现在，开放改革30年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子不多见。  《东企》:你怎么看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还能再现历史上的那种辉煌吗？

张五常：教育制度要改啊。老实说，对北京的领导人来说，有很多地方他们是值得称赞的。

有值得称赞的地方，要称赞得很厉害，因为他们有成绩给你看。但中国要把学术搞起来。可是现在看，不成气候。有些时候你看一些号称知识分子的人在网上的评论，凶神恶煞，粗言粗语的。这样搞学术气氛不对。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争论的时候，就没有现在中国人这种口气的，虽然争论，他们两个还是非常好的朋友。中国就不是这样子，一骂起来，毫无学术辩论的规格。这文化是有问题的。

我知道在生物学方面，中国人是可以做得很好的 。现在的有钱人大都是投资地产，其实我觉得生化方面中国人的研究是很好的，应该大手笔投资的。

《东企》：二十多年前你写那个小册子的时候对中国很乐观，现在不是那么乐观了？

张五常：那是对经济方面的乐观。这两三年我开始担心了，但是我还没有到悲观的地步。那个时候人们很悲观，而我很乐观。他们大悲观的时候，我大乐观。但是等到人们大乐观的今天，我开始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