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十年

《东企》：今年香港回归十年，您对十年的变化有什么感觉？

张五常：还没回归的时候我就说香港会有大麻烦。因为当时的港英政府要吃最后的晚餐，开始搞那些不伦不类的政治制度，搞福利制度。香港的医疗制度全都改了，教育制度一塌糊涂，香港的一个大学生，政府每年要津贴20万。这怎么搞的？假如不是中国内地推出自由行，香港可能到今天还翻不了身。

《东企》：20年前，您总在说香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重大的启发意义，现在您还这么认为吗？

张五常：那个时候，香港是帮了内地很大的忙。今天是倒转过来，内地帮香港。

《东企》：你怎么看香港商人？

张五常：很多都是很有本事的。以前都是从大陆出去，包玉刚、李嘉诚都是很厉害的。但是你要注意，现在内地的年轻商人也厉害。我在杭州、上海见到很多。他们主要是靠自己，可能有一点关系，但都不是父母留下很多钱，而是自己创业创出来的。当年李嘉诚等人也是自己创业出来的。他们的后代也有水平。可是你不能忽略这个问题，假如上代没有这么多钱给后代，后代能否这么厉害？老一辈是自己创业出来的，而中国现在很多这种人。

《东企》：但华人似乎一直很难建立一个持续庞大的商业组织？

张五常：不是这样。你看IBM、福特、GE，他们历久不衰，因为他们有公司的结构形成，而中国，早期没有这种公司结构，很多公司都是家族企业。家族式的企业，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当你有公司的组织存在的话，寿命就长了。法律说，有限公司是不会死的。

《东企》：这种转变在发生吗？

张五常:香港普及了数十年，内地兴起不止十年了。

《东企》：您觉得香港经济政策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向的？

张五常：香港回归之前转向最厉害。在一个权力转变的时候，是有很多压力（利益）团体出现的。他们有很多声音。我的好朋友彭励治，当时在香港财政司。他说他是为香港经济服务的，没有理由要听压力（利益）团体的话，他自己有钱，不在乎薪水。他辞职是因为厌恶压力团体。

《东企》：您认为香港奇迹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张五常：香港位置好。而且，解放时，内地很多精英都去了香港。

《东企》：你认为香港最辉煌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张五常：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香港协助内地的开放改革，跟着因而赚到内地的钱。

《东企》：您对香港的个人感情是什么样？

张五常： 我是在香港长大的。当年念书念不成，交的朋友都是三教九流的，但是三教九流中也有很多人很厉害。那时候很多朋友天分很高，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如果我当年的朋友，有我的机会，他们都会很成功。可惜他们没有机会。我到加州的时候，24岁，看到机会了，这点很重要。因为看到机会你就会拼命地去争取。所以我常说，要给中国青年机会，他们看到机会时自己会拼搏的。

东亚与中国

《东企》：亚洲金融危机对各国政府有什么启发吗？

张五常：这是个有趣的问题。金融危机搞得乱七八糟，但大部分国家都恢复了，而且恢复得很快。香港恢复得慢，因为它有严重的福利制度。以前的香港，2%的失业率算是高的，后来竟然超过了8%。后者我在1997年就推断了会出现的。这显出我的宏观经济分析比传统的高明。

金融风暴十年以后，假如不是内地帮忙的话，香港到今天可能脱不了身。福利制度不严重，翻身快得多，韩国很快，泰国、越南也很快，不到五年就已经恢复了。

《东企》：亚洲哪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你比较欣赏呢？新加坡、印度、日本、韩国……

张五常：都不欣赏。我欣赏中国。但是现在中国看来又有点问题。

《东企》：新加坡的问题是什么？

张五常：管得太厉害了。它地点好，国家小，掌握马来西亚的经济。现在越南学习中国，所以它经济起飞。

《东企》：印度的大问题是什么呢？

张五常：民主是大问题。你们真的相信民主可以给哪个国家改革吗？民主要投票。你赞成这一点，因为对你有利，他又赞成那一点，因为符合他的利益，大家讨价还价，我要这些，你要那些，这样怎么改革呢？

好多问题啊，还有工会。印度的经济师很好，但民主缚手缚脚。那里只要工厂一大，就会有工会的问题。还有，印度的语言太多，中国要感谢秦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