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私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2014要兑现改革诺言

新加坡模式不一定适合中国

主持人：我听您个人的观点，我的理解是说，您其实觉得混合的所有制也许比以前有所进步，但是还不够，您觉得最终的目标应该是私有为核心的？就是其实现在他强调了私有制部分，强调国有的部分，而在你的概念当中，你希望未来能够发展完全是以私有为核心的部分？

胡祖六：自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建立市场经济，这次我们的目标是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十八大三中全会上所确立的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建立一个发达的、成熟的、文明的、民主的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产权上来说是以私有企业为主。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不是要公有，而是公平，社会正义，所以并不需要国有资本占主要的核心产业或者占主导地位。针对社会公平，社会争议，我们需要公平竞争、自由竞争，至少通过私人企业方式。但是政府进行监管，提供一些法律体系，这种公正的裁判去维持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再通过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的低收入阶层提供必要的安全网，包括医疗、养老、失业保险，这是我觉得最理想的。那么在各个阶段，比如说一些企业有国有资本存在，有私人资本或国际资本的情况，这是未尝不可，但是这不应该是主要的模式。

主持人：不是最终目标？

胡祖六：不是最终目标，也不一定成为一个主要的公司形态，因为现在在国际上也鲜有案例，市场经济发展的几百年历史上鲜有案例支撑这种混合所有制。

主持人：没有成功案例？混合所有制没有成功案例？

胡祖六：鲜有，就是比较少的，比如新加坡，基本上全是国有，但新加坡有些参股控股的企业，像星展银行，上市企业是国有股权，但是那是非常特定的，那是个小形态的经济体。星展银行并不能垄断新加坡的银行体系。如果很多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产业都有很大的国有资本在控制，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是会有冲突的。

主持人：所以在你看来，新加坡不能作为中国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而到底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其实比较不乐观是吗？

胡祖六：当然新加坡是非常成功的经济体。

主持人：但跟中国没有可比性？

胡祖六：有很多的差异，但是新加坡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我们参考学习，比如说新加坡同是国有企业，他们的激励机制完全市场化。特别是高管的任命，我们的国企的领导人是中组部任命，是政治任命，并不是市场去遴选最有能力、最有经验、最适合当CEO的人去当CEO，完全是个政治考虑。而新加坡很多的国企的CEO，都是从海外公开招聘的。比如说淡马锡作为主权财富基金，像中投一样，他的总裁是个美国人，你会想象这种事情在中国社会能发生吗？

主持人：不能。

胡祖六：所以他们有些做法，对他们非常重要，但不意味着在我们国家的很多社会、政治、文化的框架下，就能够实现，但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参考。再比如它的政府也很强势，但有一点，它的政府非常专业化，也非常廉洁，基本上没有什么贪污腐败的现象。当然我希望中国人能接受过来，在中国复制，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但是也涉及到别的方面，我们在公共治理方面、政府治理方面等方面，特别是人事制度、干部制度方面还需要改革。

主持人：这涉及到更多的话题，在后面探讨，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谈的国企线条上，刚才您的论述是说混合所有制当前未尝不可，但是不是最终的目标，即便在过渡阶段，也不应该成为主要的模式。那我们说的彻底一些，是不是最终的目标是要消灭国有企业？

胡祖六：其实任何依法注册的公司，在中国经营，雇佣中国的工人，向中国政府交税，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就是中国的企业，不要有国企和私企之分，不能按照亲生子还是后妈养的孩子进行区别对待，国企的存在是因为它也能创造就业，创造税收，有社会成长价值性。所以我就说，我们国家自古以来，特别是最近30多年来，吸取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社会主义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公平，而不是公有制，过去是因为意识形态束缚，被这个所有制给束缚了，非得叫国有制、公有制不可。现在三中全会的决定比较清楚了，只有社会公益性的才应该是国企主导，凡是竞争性的领域、盈利性的领域，那就是各种民营资本甚至国际资本来做，进行公平竞争，这种效率更高，创造财富更大的企业，反而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